由本地两间大专联合展开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的药物价格竟然比先进国高出很多。根据报告，造成药物价格过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药物的售价并没有受到我国政府的管制。
其实，医疗费过高在近年来是一个多次受到广泛讨论的课题。在这方面，政府已经多次的告诉人民，其所承担的公共医疗费已经不胜负荷。在1983年，政府的医疗费开销是10亿令吉，但是在20年后，这项开支增加了七倍，高达70亿令吉。
在2005年时政府就曾经宣布要在2006年全面落实国民医药保险计划。在这项计划下，除了政府公务员、赤贫和残障人士外，一般人民再也不能享受到低廉的政府医疗服务。
医疗费贵，初了药物贵之外，也是因为医生所征收的费用贵。为了抵消沉重的医药费，人们唯有借助于保险。医药与保险脱离不了关系，一般人要投保医药保险，医生本身更要买保险。医生购买专业失责保险，担心一旦被起诉时才有靠山。
在2002年时，澳洲的一家最大保险公司因为无法应付巨额索赔，而宣布申请清盘，使到该国60%的医生顿失靠山，为此纷纷取消高风险手术。从这起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保险对于医生还是病人都同样的重要。
造成病人医疗费高昂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医生采取防御性的医疗 （DEFENSIVE MEDICINE）。所谓防御性医疗是指医生在治病过程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避免医疗风险和医药纠纷及诉讼而采取的防范性医疗手段。在防范性医疗下，医生进行很多无谓的检测程序、方法、手段。这些大检查、大药方，表面看起来更严谨、周密、细致，但是对于寻医者却没有太大疗效，相反的却增加成本，更是医疗资源的浪费。
这种情形在很多地方普遍存在。在美国，因为防范性医疗而造成美国人平均医疗费比其他国家高出许多。美国社会好打官司，凡事诉诸法律，因此为了自保，医生采取防御性医疗。民事侵权的诉讼大行其道，人们动辄聘请律师起诉医生，医生分分秒秒面对天价的索偿。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探讨像美国这样好打官司的社会，对国家经济造成的破坏。最近，一篇刊登在《华而街日报》的报告就估计美国的“民事侵权案系统”造成该国经济每年损失高达8,650亿美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家庭要分担将近一万美元，犹如多一层的税务，被喻为 “民事侵权税” (TORT TAX) 。
当然，我国不像美国那样好打官司，医生因为疏忽而被起诉的案件也不常见。长久以来，大家敬重医生，医生说好就是好，大家总认为“医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因为这样，很多时候医生金口难开，鲜少与病人沟通。我国法庭在审理医生被控疏忽时追随英国法律原则，采取“医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原则。因此，只要有关医生证明其所采用的医疗程序、手段、方案是医学界同侪一般惯用的方法就不算是疏忽了。
但是，就在去年年底，我国联邦法院作出了一项“里程碑”的判决。把“医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的这个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法律原则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更严峻的标准。法院认为在新的世纪，医生必须勇敢的面对错误，他们也像其他专业人士那样，需要负起疏忽的责任。医生需要告诉具有理解能力的病人，其所建议的疗程方案可能带来的风险，好让病人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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