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当自强

《亚洲经济当自强》

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信心喊话，他告诉美国民众和世人，美国经济没有迈向衰退。他说：“我国经济正经历一段不稳定期。全美国各个家庭都关心经济前景。就长远来看，美国民众可以对经济成长具有信心。”

尽管布什总统信心喊话，也提出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但是，美国经济衰退，前景暗淡几乎已经是成定局了。

毫无疑问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次序乃由美国为主。50年代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三大支柱都是由美国主导。整个世界贸易与国际金融的游戏规则都是美国说了算数，达到了美国马首是瞻的地步。也因为这样，才有“美国打喷嚏，全球得感冒”的说法。

但是，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开始相信美国经济霸权时代就要终结了。同时，也有人开始相信，中国和印度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成长动力。

最新一期的《新闻周刊》专题报道美国经济通往衰之路。该刊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将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转折点，美国经济将失去引领全球经济的地位，中国、印度将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老实说，提出这个论点还是“言之过早”，毕竟，中国、印度在经济上的崛起还处于起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还存着很多的内部问题和不确定的因素。单凭美国这次因次贷危机而引发经济衰退就断定美国经济霸权的终结还是一个未经检验的说法。

但是，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未来的十多、二十年，亚洲各国的经济将会蓬勃的发展，充满生机、希望。

最近一份来自日本的野村关键报告就提出了亚洲经济大未来的预测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往后十年在亚洲地区，变化最大，成长期待值最高的地区，应该就是湄公河大经济圈！现在这个地区已经成为注目焦点。”

野村的报告提出，介于中国、印度中间，跨越越南、泰国、柬埔寨、寮国、缅甸的“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圈”，将受惠于两国高成长大国的经济发展。

台湾权威性的《商业周刊》，根据这份报告，实地考察走访，发现这个区域呈现的动能和潜力，提出了“黄金走廊”，串联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更大成长区域。《商业周刊》指出：“延伸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圈的概念，中国提出“一廊九城”，将这个经济区域的范围北伸到中国，南伸至马六甲海峡。这条走廊，起点为香港，途经广州、南宁、河内、胡志明市、金边、曼谷、再延伸到吉隆坡和新加坡。”

对于大马人民而言，美国发生的经济风暴毕竟是遥远，也很难想象倒底这是怎么的一回事。但是，目前人民最感到担心的却是“高油价”和“高物价”。当前政府的责任就是要设法缓冲这双高对人民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固然了解到“高油价”和“高物价”是国际的趋势，像大马这样的一个小国，在经济上又是对外开放，受国际市场影响是必然的。

短期内，政府除了设法缓冲双高对人民所带来的冲击，作为长期的规划，更应该认真吸取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圈和黄金走廊的发展动力与潜力，让国家的经济在亚洲各国倍受看好的热潮中分一杯羹。

华人要什么？

时光倒流，回到20年前。1987年，巫统党争激化，形成AB队。

也是在当年的八月，教育部突然教育部突然委派了200多名不谙华文的教师到华小担任高职。这事引起了华社的公愤。三大华人政党结合华团在天后宫集会，受影响的华小还展开罢课。另一方面，巫青团也在过后展开更大的集会。局势紧张，一时间人心惶惶。马哈迪首相展开茅草行动，动用内部安全法令，在未经法庭审讯下，扣留了90多人，同时关闭了三家报馆。

在依约补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前副首相安华突然针对20年前的一幕公开认错，这倒是令人感到意外。姑且不论安华是否是真诚的认错，令人惊讶、费解的是原来一位教育部长的权力是这么大的。

另外一方面，最近在国会里工程部长三美威鲁因大道收费调高而受到朝野议员围攻。虽然贵为内阁最资深成员，但是三美威鲁却在国会说：“我没有决定权，我不过是内阁与经济策划局的工具。”三美在国会解说任何有关调高大道收费决定，都来自经济策划局的研究和内阁的最终决定，再由工程部去执行。

前后相隔20年，安华的认错和三美的无奈却让大家深思。20年前的安华，初任巫统副主席，虽然如日中升，但是论政治辈份，内阁里马华、国大党、民政党的党魁应该还要比他高吧，然而，他的权力怎么会这么大？

从政治的层面上，我们一直被灌输说这是分享政权的联合政府，采用“共识政治”，只要有一个成员党或是一位部长不同意，任何建议都不能付诸行动。还有，在联邦宪法下，也明文规定内阁是集体负责的。

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人决定，就可以算数。当年的内阁同僚去了哪里？还有，当年内阁的老板，马哈迪是否也同意安华那个时候的作法呢？

依约补选成绩出炉后，首相在评论时曾经表示要向马华、民政了解为何一些华人选区选票会倾向反对党。来自各方面的解说不外是地方民生问题、某些政客乱说话、原任议员服务表现差。当然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但是，如果只把问题局限于“服务好坏”则未免太过低估了人民，也把人民的政治智慧看得太肤浅了。

其实，徘徊在一般华人心中，久久不能释疑的是为什么华人的内阁代表往往是差了一截。普遍上大家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权益为什么总是这么难于争取的？必须等到补选来临的那短短几天才能解决？

国家独立了50年，国内各族人民都曾经为这个国家的独立和发展献出了光和热。华人并没有奢求在大选时当“几天的老板”，相反的，大家只祈望，也相信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当局公平的对待，踏踏实实的分享政权，政策上的拟定和执行上公正不阿，政府行政效率可以做到不再须要劳动议员们的服务。

华人要的，就是这么简单、卑微。

市政府主席胜任否？

多层建筑物，特别是公寓与组屋的维修保养工作是一项棘手的社会问题。

我们时常从报纸上阅读到居住在高楼居民的困境。对于各级议员来说，高楼居民的问题可以说是其中一项最难于处理而又必须面对的问题。多层建筑物的维修工作处理不好除了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重大的不便之外，也严重的影响到这些产业的市值。

公寓与组屋生活环境是须要大家共存共容，互相礼让，守望相助。而在这个环境底下，最为重要的是履行责任，定时交付管理费用。但是，实际上在我国，公寓贮备金被亏空和管理维修费长期被拖欠都是司空见惯的。因此，很多的公寓与组屋在管理与维修方面是处于令人“惨不忍睹”的情况。简单的来说，我们缺乏一个良好组屋生活的文化。

无可否认，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其中一个因素是缺少一个完善的法律架构来处理各种因为人们共同生活而且密集居住而产生的问题。

政府当然了解到问题的严重，因此，在去年年底通过了《建筑及共拥产业（维修与管理）法令》。基本上，这部全新的法令是参照新加坡的相关法律而制定的。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当地社会因为新国政府的严厉执法而成功把公寓组屋生活规范化，成为有条有理的组屋生活文化。

目前大家所要关心的是，几乎同样法律条文，搬到我国来执行，其效果会是怎样的？本地的高楼居民、管理公司面对同样的法律条文，他们愿意当顺民还是刁民呢？还有执法当局的执行力又是如何呢？会否是立法严、执法松呢？这些都是有待观察。

在这个法令下，建筑物专员扮演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可要负责监督各个高楼的管理事物。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项法令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位专员是否有效的执行任务。当局在这项法令开始生效时就宣布国内地方政府、市议会的主席成为各自管辖地区内的建筑物专员（COMMISSIONER OF BUILDINGS）。

众所周知，目前一般市民，包括在朝在野的民意代表都对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市议会的服务效率不敢恭维。很多时候，国州议员为民服务几乎就是在处理各种各样牵涉到地方政府的民生问题。

市政府、地方政府本身的基本建设、道路沟渠、市容、垃圾等都处理不当，引起诸多不满。试问原有的工作已经差强人意，他们还有什么能耐来协助管理好民间的多层建筑物呢？显然的，国内很多市政府、地方政府因缺乏效率而失去了“道德的光环”，也因为这样，领导这些市政府、地方政府的主席更没有任何的道德制高点来担任建筑物专员。

因此，政府把建筑物专员一职付托与市政府、地方政府主席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蚂蚁与老虎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近日在国会以“像蚂蚁寻找糖”来比喻分外流或移民海外的国人。部长认为这些人都是“向钱看”，政府不能阻止任何人的“钱途”。

古时候的中国人，有所谓的“父母在，不远游”。而在华人的传统观念里，“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等都是具有负面、贬义的。近代的华人移民史更是一部受尽屈辱、饱含血泪的悲歌。

从前，人口的迁徙往往又和政局有关。“苛政猛于虎”的寓言故事，相信大家耳熟能详。这个故事是在说朝廷政令的残酷，各种各样的税捐，官员巧立名目，导致人民生活极其贫困，没有办法谋生，只好举家逃离到深山、荒野去。虽然在深山、荒野可能遇到野兽老虎，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却可以逃过残酷的政令。所以孔子才会对他的学生说：“苛政猛于虎”。

然而，这些过去的观念、立论和经历等都已经不再适用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其实已经出现了一轮“新的游牧社会”。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全球流动的环境里，落叶归根的观念已经渐渐的稀释了。一位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大马华人学者王爱华在1999年最早提出了“弹性公民”的慨念。她的书描述全球走透透，口袋中有好几本护照，可以跟金融市场、不同国家法律协商，达到赚钱目的的专业技术与投资精英。

在全球化时代，移动力就是竞争力。现代的年轻人必须具有“随时都可以离开”的动力，他们须要有很强的移动性。由于这样，他们也脱离了对于“国”和“家”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了具有移动力、竞争力，他们要有超越的语文能力和专业的知识来武装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全球化鼻祖的美国在今年就成立了一个来自政界、企业界和学者专家所组成的“新劳动力技能委员会”。他们要进行美国百年以来幅度最大的教改。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减少美国人的“全球文盲”（GLOBAL ILLITERACY）。这里的全球文盲并不是在提高美国人的识字率，而是指如何让美国的学生在将来具有在全世界移动的能耐。

我国政府有必要认真的教育上武装本地学子。在这方面，除了增强语言能力之外，更应该让学生们接触更多的世界文化和让他们具有多元弹性的思考。综观目前我国大学毕业生的情形，我们不得不承认50年来，我们的大专教育跟不上全球步伐。动用了庞大的公款，我们祈望大学生除了在职场上称职外，在思想上具有世界观，千万不可以局限于个人宗教、文化的束缚。

另外一方面，在面对全球走透透，新的游牧社会的出现时，大马也应该在这个大潮流中分一杯羹，吸收一流人才和资金，免得落人后。政府与国家领导人要有优秀的政治和行政服务，使到更多人想来到大马旅游、工作、甚至是居住的念头。在每个公共领域相关人员，从首相、部长到各级公务员都要对全球化的变动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时时应变。

最近政府一系列行政改革，政策上的开放，还有南柔发展特区的推动都是正确的方面。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的让这些改革付诸行动。

钉子户事件看城市重建

最近一个号称重庆最牛的钉子户的图片和文章在媒体闹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之特别令人关注在于中国才通过物权法，依法保护私有财产，在面对法院的裁决强行拆迁时，物权法的有效性固然受到关注。另外一方面，胡温新政一向来被认为是保护弱势群体，而这次敢胆站出来抗拒法院裁决的又是一对平民夫妇，胡温到底会站在普通民众的一方还是会依法院裁决也是格外引起大家的注意。

重庆的钉子户事件原本是涉及一个旧城改造工程。早在2006年6月，有关地区的超过280户已经协议搬迁，唯独钉子户。还好，到了最后关头，当事双方达成和解，并签署了搬迁安置协议，也算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如果钉子户事件发生在我国，一些相关事件倒是值得一提的。首先，我国的联邦宪法第13条款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力，是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也因为这样，凡是被政府征用的土地，当局都必须根据市价来赔偿。相反的，新加坡的宪法就没有这样的规定。

该国的土地征用法令授权政府为公共用途征用土地，赔偿的标准是根据一个固定的年份来制订的。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这样的解释：“在政府利用公共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促使经济发展和土地价值上升时，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私人地主从土地增值中获益。”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新加坡的城市重建和规划就变得成功有序。相反的，我国在城市重建和规划方面就显得举步艰难。就以槟城来说，当年由林苍佑医生主导的光大市区重建计划，原本预计用20年的时间，在1990年完成，但是到了今天，整个重建计划还在局部进行，一些原有的计划也因为时空的更变而需要更动。

记得在1997年时，槟岛的市政局曾经推出保留古迹建筑物的条款，把乔治市规划为六个古迹保留区，涵盖相当大片的土地，不少过400依格。在当时，位处古迹保留区的土地发展几乎被冻结。政府的如意算盘乃是希望通过地主本身努力与资金来保留及美化区内的古迹建筑物。但是，大片被保留土地里面的古迹建筑物的业主很多是“散户”，不是集中在几个大业主或是大财团的手里。而且，这些“散户”当中，有不少是继承祖业，由家族成员共同拥有，要大家一起共同出资美化保留祖业，往往是阻力重重。

古迹建筑屋的保留是一种长远的投资，在短期内是不能看到具体的效果，特别是经济效益的。因此，需要政府本身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带头起示范作用。这就涉及政府以市价征购大量古迹建筑物，重修与美化，这样才能够让人们看到成绩。目前由民间零星的努力，确实难以让人们看到保留古迹的具体效果。

乔治市如果要靠这些民间零星的努力而成功的进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看来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区内人们本身对于这项申请的也缺乏认知和认同。

医疗费昂贵的时代

由本地两间大专联合展开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的药物价格竟然比先进国高出很多。根据报告，造成药物价格过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药物的售价并没有受到我国政府的管制。

其实，医疗费过高在近年来是一个多次受到广泛讨论的课题。在这方面，政府已经多次的告诉人民，其所承担的公共医疗费已经不胜负荷。在1983年，政府的医疗费开销是10亿令吉，但是在20年后，这项开支增加了七倍，高达70亿令吉。

在2005年时政府就曾经宣布要在2006年全面落实国民医药保险计划。在这项计划下，除了政府公务员、赤贫和残障人士外，一般人民再也不能享受到低廉的政府医疗服务。

医疗费贵，初了药物贵之外，也是因为医生所征收的费用贵。为了抵消沉重的医药费，人们唯有借助于保险。医药与保险脱离不了关系，一般人要投保医药保险，医生本身更要买保险。医生购买专业失责保险，担心一旦被起诉时才有靠山。

在2002年时，澳洲的一家最大保险公司因为无法应付巨额索赔，而宣布申请清盘，使到该国60%的医生顿失靠山，为此纷纷取消高风险手术。从这起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保险对于医生还是病人都同样的重要。

造成病人医疗费高昂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医生采取防御性的医疗 （DEFENSIVE MEDICINE）。所谓防御性医疗是指医生在治病过程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避免医疗风险和医药纠纷及诉讼而采取的防范性医疗手段。在防范性医疗下，医生进行很多无谓的检测程序、方法、手段。这些大检查、大药方，表面看起来更严谨、周密、细致，但是对于寻医者却没有太大疗效，相反的却增加成本，更是医疗资源的浪费。

这种情形在很多地方普遍存在。在美国，因为防范性医疗而造成美国人平均医疗费比其他国家高出许多。美国社会好打官司，凡事诉诸法律，因此为了自保，医生采取防御性医疗。民事侵权的诉讼大行其道，人们动辄聘请律师起诉医生，医生分分秒秒面对天价的索偿。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探讨像美国这样好打官司的社会，对国家经济造成的破坏。最近，一篇刊登在《华而街日报》的报告就估计美国的“民事侵权案系统”造成该国经济每年损失高达8,650亿美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家庭要分担将近一万美元，犹如多一层的税务，被喻为 “民事侵权税” (TORT TAX) 。

当然，我国不像美国那样好打官司，医生因为疏忽而被起诉的案件也不常见。长久以来，大家敬重医生，医生说好就是好，大家总认为“医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因为这样，很多时候医生金口难开，鲜少与病人沟通。我国法庭在审理医生被控疏忽时追随英国法律原则，采取“医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原则。因此，只要有关医生证明其所采用的医疗程序、手段、方案是医学界同侪一般惯用的方法就不算是疏忽了。

但是，就在去年年底，我国联邦法院作出了一项“里程碑”的判决。把“医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的这个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法律原则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更严峻的标准。法院认为在新的世纪，医生必须勇敢的面对错误，他们也像其他专业人士那样，需要负起疏忽的责任。医生需要告诉具有理解能力的病人，其所建议的疗程方案可能带来的风险，好让病人作出选择。

可以意料的是随着这项判决，有更多的医生会采取防御性医疗，医生的专业失责保险费也将会大幅度的提高，因为他们面对起诉的机会是更多了。羊毛出在羊身上，人们的日常医疗费和医药保险费也跟着往上飙升

取消产业盈利税之后

正如市场所传，首相正式宣布从四月一日取消1976产业盈利税法令。取消这项法令被认为可以振兴国内产业市场，进一步吸引外资。

其实，在过去，政府与人民一直在争论着到底国内的产业是否应该开放给外国人。产业盈利税，连同外资委员会条规、国家土地法典及银行信贷成为政府控制外国人到我国投资房地产的杀手锏。经济大好时，当局就制定较为严厉的措施与条例，限制外国人在本国置业，经济差时，当局就释放善意，放宽条例。

在过去的三两年，我们所熟悉的几个国家的房地产都是一片欣欣向荣，销售火红，这包括美国、中国、香港、和东协的几个成员国。远的不说，单单在新加坡，其房地产在去年几达疯狂，地产售价一再攀高峰。

虽然国家的经济成长在过去几年都表现不错，取得超过5%的年成长率，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大马的房地产一般上处于滞销，也没有受到周边国家蓬勃气息所感染。根据大马房地产发展商公会，大马的房屋销售量在2006年上半年，下滑至85,153单位，较去年同时期下跌了3.4% ， 更重要的是滞销的房屋增加了47% ，达到22,185单位。

因此，近两年，政府逐步推出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国人到来置业。这些优惠包括第二家园计划、放宽外资委员会条规、放宽银行信贷及最新的大动作取消产业盈利税。鼓励外国人到来我国置业是正确的作法，让外国人到来投资不动产好过他们来投资股市，因为，不动产是长期的投资，不象股市那样，可以做短线买卖，今天买，明天卖，在一进一出之间往往造成股市激烈波动。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我国股市在短时间内所蒙受的惨重损失就是铁证。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从70年代到今天，我国政府处理外国人置业的各种政策条规往往是操之过急，政策上时常出现大U转，根本没有一个长期规划，让投资者无所适从。很多曾经到来我国购买产业的外国人，特别是新加坡人就因为政府政策的急转弯而蒙受亏损。现在政府重新对外开放，要让他们重拾信心，到回来投资房地产还须要一番努力。

最近，曾经听到一位财经专家这样说：“新加坡的高档公寓，每方尺达到六、七千零吉，吉隆坡的最高也只是整千马币，槟城的则只有三、四百零吉。”因此，他认为我国的房地产相当便宜，还有上涨的空间。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屋价的高低是与一般老百姓的日常收入息息相关的。如果国内一般人民的日常收入不高，薪金增长慢，同时贫富不均的鸿沟继续扩大，那么，要期望屋价上涨，就要靠外资了。另外一方面，如果外资大举入侵，屋价高涨，而国人的收入没有随着水涨船高，那么一般老百姓就要望屋兴叹了。

最近，大马经济学院执行董事莫哈末阿立夫教授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值得国家领导人关注的问题。他谈到了我国经济成长率虽然处于6%，但这只是量的增长，在质方面还有待提升。他说：“在过去，国内经济成长成功的为本国人和外国人制造就业机会。但是近年来的成长却不是这样。在2006年，只制造24万9千个新的工作职位，而2005年则是42万9千工作机会。大马的经济成长率和工作机会并没有任何具有意义的关连。”经济虽有成长，却没有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国内失业问题的加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他认为这也造成了贫富鸿沟的扩大。

莫哈末阿立夫教授的看法可以协助我们了解到为何官方公布的经贸数据都很好，但是升斗市民却没有感受到“好”。原来这些数据只是量好，但在质方面却不太好。我们希望政府最近在经济上的果敢大动作是质量并重的，除了让人民感到“好”，更要让人民尝到“好”！

槟城成什么城市？

图：闻名遐迩的槟城大桥

新春期间，报纸上三则新闻值得一提。

新加坡的李光耀在提到未来发展时，指出新加坡将利用热带城市的特点，并结合巴黎、伦敦和纽约等优秀城市最好的一面，把新加坡发展为世界级的独特大城市。

副旅游部长林祥才作客槟城时说：“我的外国朋友告诉我，他在20年前到访槟城时，发现槟城可媲美香港，可是他20年后访槟时，却发现槟城退步了。”

槟州副首席部长阿都拉昔则誓言要打造五条路成为曼哈顿。他说州政府计划发展五条路海墘一带成为类似纽约曼哈顿的繁华商业住宅区。

上面提到的巴黎、伦敦和纽约都是公认的世界级城市或是全球城市（GLOBAL CITY）。全球城市是一个伴随全球化而产生的新慨念。首先提出全球城市这个名称的是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森（SASKIA SASSEN）。

根据这位教授的研究，把生产部门迁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地区已经很方便，跨国设厂使到已经发展的国家不能依靠原有的制造生产来创造经济成长，他们必须靠“具有可辨认的特色”、“人才魅力”、“区域影响力度”的超级城市来创造、推动本国，甚至是世界的经济活动。而现代化经济成长要靠脑力与创意，但是也只有在城市才有机会汇集这些脑力与创意。脑力与创意的大规模汇集可以让一个城市变成活力四射，从而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资者的垂注，也吸引更多一流人才、脑力的加入。

在90年代前，世界经济的竞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就是以国家为单位。踏入90年代，由于全球冲击，世界上其他城市、地区所发生的事故演变很容易也很快的通过股市、外汇市场甚至是国际会议好像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影响到其他地区的人们。就以中国股票市场在农历新年过后的大跌，引发全球一场“股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也就在这股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一种全新的国际竞争开始浮现出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慢慢的由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取代了。这些全球城市好像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独占鳌头，她们的名称泛国际化，人人皆知。也因为这样，人们在称呼这些城市时都绕过她们的国名，直呼其名，所以我们称巴黎、纽约，而不是法国巴黎、美国纽约。

在这新一轮的竞争对象，也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大家都要争取优势的定位，不然就会失去投资者、企业家还有游客的注意，这些贵客会绕道而去。别的不说，就以旅游业来说，50年前积极推动这项行业的地区并不多。

历史的条件再加上早期自由港地位，槟城是其中一个较早鼓吹旅游业的城市。但是，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游客，前前后后几十年的槟城旅游业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变。也因为这样才有林祥才外国朋友所说的槟城退步了。

大家要知道因为全球化的关系，世界人口流动性大增，出国看世界成为了时尚。因此，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个城市都在大谈发展旅游业，都在搞旅游业。古迹旅游、综合休闲旅游、博采赌场业、购物天堂、生态旅游、美食天堂等都成为了各个城市竞相争出线的卖点。

世界各地城市竞争激烈，槟城要“具有可辨认的特色”、“人才魅力”、“区域影响力度”，才可以成为全球城市，才可以像巴黎、纽约一样让世界各地的贵客直呼其名 ：槟城！

我会做好呢份工

争取连任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以“我会做好呢份工”为竞选口号与承诺。

根据《亚洲周刊》的报道，曾荫权的这句口号一夜间成为了每个人说笑的开场白，人们对这句话褒贬不一。批评者说，怎能把行政长官的职务贬为区区一份工？但是赞好的人却说，这正好体现曾荫权脚踏实地的精神。

其实，这种褒贬不一的现象正好说明了一般人民在认知上的落差。人民不知道公务员与身任官职的政治领袖政在职能上的分别，也对他们的关系不甚了解。公务员虽然被称为“人民的公仆”，但是他们却享有铁饭碗，是受到政府终身聘用。相反的，身任官职的政治领袖像正副部长、行政议员等都是民意代表，至少每五年要获得人民的重新委托，因此到了大选时，人民就变成了他们的老板。

一般的老百姓对于公务员与身任官职的政治领袖之间的工作关系会感到混淆不清，甚至是错乱。随手拈来，就有以下几个例子。在华人社会，不管是教育还是经济问题，每当受到政府部门的不公平对待时，“行政偏差”、“官员自做主张”等成为政治人物乃至民间最常见的解释。

最近，在一个研讨首相上任三年的政绩论坛上，就有学者提出说政府拥有一流的政策，但是因为公务员执行不力，导致效果不彰，责任是在公务员的身上。而首相还把那些态度懒散及滥用职权的公务员称为“小拿破仑”。

前首相马哈迪最近针对在他任内的大多数大道特许经营合约一面倒，出现利益不对等的合约条款时也毫不迟疑的说：“内阁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那么了解事情，因为内阁成员不是专才，而是政治人物，一些像我这样的政治人物有些时候是很笨的。”

上面的几个例子，如果没有仔细的想，只看表面，真的好象很有理由。但是，往深一层去思考，就让人觉得站不住脚。理由很简单，人民选出来的议员，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每当国会或是州议会开会时，都可以针对政府部门的任何决定、作法提出询问。而在国、州议会负责回答问题的就是身任官职的政治领袖像正副部长、行政议员等。基本上这就是宪法内所规定的“内阁集体向国会负责”的基本原则。

在我国，政府部门寄发的公函，信封上都有注明“URUSAN SERI PADUKA BAGINDA”，简单的说，这是政府事务。在法律上，公务员执行任务时，他们是代替部门部长，内阁及政府行事。他们是属于部门部长的替身（ALTER EGO）、代理人。也因为这样，官员在政府公函时常自称是根据指令行事。（SAYA YANG MENURUT PERINTAH）

这样的法律原则，叫作“卡多纳原则”（CARLTONA），早在1943就在英国确定。只要游览英国官方民事服务（CIVIL SERVICE）的网页，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什么是卡多纳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当人民对公务员的办事效率差、违反政府既定政策不公平对待少数民族的教育与经济利益时，我们其实不应该人云亦云的归咎于“行政偏差”、“官员自做主张”，因为官员只是替身，根据指令行事。

“做好呢份工”在在的显出公务员的铁饭碗心态，是不适合政治人物。相反的，政治人物要做到让人民百姓相信政治是有意义的工作，它的意义显示于政治可以为人民带来公平合理，更可以通过政治增加人民的福祉。当他的权力范围内出现差错，为官者不只要感到遗憾，还会产生羞耻感，然后负起差错的责任。

从版权费到专利权

图:马青总秘书魏家祥博士就PPM征收音乐版权费课题
与PPM总裁陈业夫上《就事论事》节目展开激辩

今年农历新年充满火药味，因为马青对于大马唱片业播放版权有限公司（PPM） 征收版权费的权力提出挑战，双方互不相让.

在这场争议中，广大消费人最难以了解的是为什么版权费不是一次过缴清的，而是需要多重缴付。在一般人的理解中，购买正版唱片、光碟时不是已经缴了版权费，一切不就合法，可以随意、随时、随地的播放了吗？可惜的是，法律不是这样规定的。你所购买的正版唱片、光碟是让你放在家里，由你自己和家人及朋友在家里欣赏罢了。在店铺、办公楼播放，是公众场合，又是商业用途，那就需要缴付另外一层的版权费,这是属于播放的版权费。

在法律上，版权 （COPYRIGHT）是智慧产权的一部分，其他属于智慧产权的范畴包括专利 （PATENT）、工业设计和商标或是现今商界流行的说法“品牌”。而智慧产权基本上是关系到人类智力、劳力创作的努力、工商名誉及商誉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益和权力。社会通过法律承认进而保护智慧产权不外是为了促进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

近年来，在国内贸销部的执法及教育双管齐下，国人基本上也了解到智慧产权的重要性，也开始接受及尊重智慧产权。正当大家在担心因为播放版权费的争议而使到新年歌曲不能在市场上公开播放以致影响华人庆祝新年的气氛之际，邻国泰国的军人政府也卷入了一场智慧产权的纠纷。

最近泰国的卫生部就宣布将会针对几项医治艾滋病的药物向拥有专利权的外国药厂发出强制授权（COMPULSORY LICENCE），让国内的药厂生产这些药物。所谓强制授权就是非出自专利权拥有人自由意愿，由专利主管当局基于法律上的规定，强制专利权拥有人将其专利授权他人。

在过去，泰国政府一直与生产艾滋病药物的药厂纠缠不清，主要是因为这些药物售价太高，这使到泰国政府在应付和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付出惨重的代价。泰国的卫生部是基于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为了照顾公众健康，政府可以发出强制授权，让病人可以较容易的获得必需药物。

其实，强制授权也曾经发生在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后，一度盛传奥沙马的恐怖组织会利用炭疽热病毒发动第二轮的恐怖袭击，美国政府在当时就直接的通过国会立法，罔顾专利法，迳自生产炭疽热的解药，这导致解药的售价在一夜间从三美元急降到二十仙。

同样的，在2005年底台湾发生禽流感时，该地的卫生署就曾经打算以强制授权的手法来应对危机。在当时，台湾当局是因为担心一但禽流感爆发，生产克流感药物的厂商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应付需求。拥有克流感药物专利权的ROCHE 药厂强力反对，他们担心台湾当局的做法会引爆世界各地政府强制授权的导火线，到了最后就大大的影响到药厂的商业利益了。

从泰国、美国及台湾等地在国家面对危机时应对智慧产权的处理方式值得我国参考学习。大马得天独厚，鲜少发生灾难危机，政府官员、人民长期安逸，往往缺乏危机意识，一但发生大事，就穷于应付。

这次版权争议当然并非什么危机灾难，充其量只是“吃喝玩乐”的一部分，但是却应该让国人从更宏观的角度了解到保护智慧产权的正反两面，在尊重智慧产权之余也要了解到智慧产权在极端的“在商言商”环境底下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

载自光明日报

公务员出了什么问题？

我国的联邦宪法明文阐述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共有7大类，其中包括军队干部、司法部门、联邦的一般民事服务部、警察部队、教育服务、各州的民事服务等。

根据2005年的官方数据，我国的公共服务人数高达一百三十四万，其中联邦政府雇用一百零四万人、各州政府雇用105,634人、联邦和各州法定机构则聘用132,711人及地方政府54,434人。值得一提的是，各级政府在每年增聘大约四万名新的公务员。

毫无疑义的，我国的公务员数目与人口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之一的。我们时常说人多好办事，但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却成为国家财务上的一个沉重负担，除了按月支出的薪金之外，政府更是要负责公务员退休后的养老金。也因为这样，政府在1983推行私营化计划，目的就是让整个公务员体系瘦身。

除了庞大数目令人詬病之外，公务员的工作差劲也是让国人深感不满的。最近，公务员的表现再度引起广泛的讨论。在一个研讨会上，就有学者认为首相的政策一流，但是负责执行的单位却令人大失所望。基本上大家对于公共服务的传递系统感到很不满。

在第七届首要公共服务理事会会议上，首相再度的提出了公务员的小拿坡仑现象及太多的法律、手续与程序的问题。他更引用了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来述说大马已经在国际间失去竞争力。他问：“这样下去还有投资者会挑选大马吗？”

首相说到的太多法律、手续与程序问题而导致的繁文缛节，可以列举的实况实在太多了。就以外国人在本地置业来说，当局才在去年底松绑，允许外国人在本地自由置业。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外国投资者在本地购买产业的法律与政策一再的更动，总是在开放与限制之间摇摆不定。试问，在这种情形下，再加上其他国家的大幅度开放，大马还有什么竞争力呢？

失去竞争力之后，外资却步，国内的企业、人才、资金又向外流，时间一长，造成国家的经济空洞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30年前和我国经济水平差不多的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到了今天已经把我国抛落在后头了。

至于公务员，最令人发指的就是“官僚作风”。副首相纳吉在去年年中访问印度时就曾经揭发了一宗因公务员的官僚作风而吓走了一间来自印度，叫着“INFOSYS”的科技公司的投资。这间公司可来头不小。风靡一时的《世界是平的》这本书里所论述到的第一间公司就是这家来自印度的科技公司，作者佛里曼把她被形容为印度的一颗宝石。但是我国的公务员却把她当做草。结果，INFOSYS把她的“灾难数据援复中心”设立在毛里求斯。这样的一个中心，聘用15千专业技术人员。

与公务员打交道的公众除了对其工作文化不敢恭维之外，公务员接受及学习新科技的心态也是同样的令大家不满。就以政府的电脑化过程来说，原本是要让整个政府行政体系处于无纸状态，但是，君不见政府部门的表格似乎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厚吗？政府行政电脑化过后大家不是常常听到电脑故障而使到公务停顿了吗？ (paperless)

阿都拉首相上任三年余，国人固然看到他苦口婆心，谆谆告诫，但是听着藐藐，官僚依然。整饬官箴、杜绝贪腐已经是刻不容缓，也不可以停留在言论阶段，必须是身体力行，务必把整个公务员体制及心态重建。

载自光明日报

立国50年，行宪50年

踏入2007年，我国开始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纪念。为了纪念这个大日子，政府已经筹备了一系列的嘉年华式的庆典，再配合2007年大马旅游年的各项宣传活动，相信经过政府的一番努力，将把整个国家社会营造成为太平盛世，喜气洋洋。

在这个举国欢腾庆祝立国50年纪念之际，也是应该借此机会来回顾和省思国家的不足。现任首相自从在2003年10月就任以来就以反贪打贪为己任，也一再的力促国人要具备一流的思维。不幸的，总结过去三年余，我们发现到不止效果不彰，更令人悲愤的是在刚过去的一年，国内种族关系更是一再的被无耻的政客玩弄，导致人心惶惶。

国家独立五十年，且面对内外交困、纷纷擾擾之际，大家有必要回归联邦宪法，从这部国家建国之基本法寻求方向，研究及探讨宪法的本质与价值。我国宪法的制订过程特殊，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委任了一个名为 “黎特委员会”来负责起草。委员会成员共五位，全都是外国人，没有本地人。但是这个委员会广征民意，在定稿时来自联盟所提呈的意见更是被广为接受。

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独立时那份原有的宪法，会发现到独立宪法原本主张政教分离、司法单位自主权不受侵蚀、国州议会的选区分割尽量保持一人一票制度、国会保有控制行政单位的权力。而且黎特委员会还建议宪法的一些条文好像马来人特别地位等需要在独立15年后检讨。

但是50年后的今天，国家独立时的那部宪法已经失去了其原汁原味。记得在1987年国家独立30周年时，国家醒觉运动举办了一项独立30年宪法研讨会，由国父东姑阿都拉曼主持开幕。当时出席的几位宪法学者就毫不留情的直言独立宪法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当年协助国父东姑起草独立宣言的希克林教授 (R H Hickling) 在他的论文中就这样的说 : “宪法的首五年，国家弥漫在轻松的独立气氛，充满欢愉的状况，“bumiputra” 这个字眼还很陌生。当时全国上下具有共同公民身份的认同、共同愿景和共同目标的真诚感受。”

当政府的行政权凌驾国会立法和法庭的司法权，颠覆了三权分立的神圣精神，同时国内的执政党成员之间缺乏平权，又一再受到不负责任政客长期的愚弄，我们想到了回归宪法的本质与精神。哪什么是宪法本质呢？宪法的本质在于限制政府的权限。研究宪法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哪就是宪政 (constitutionalism)。简单的说，宪政就是有限制的政府 (limited government)。

不管是政治学上还是法学上的宪政理论，一个重要而且是悲观的前提、假设乃人性本恶，有权力着迷恋权力、会滥用职权。因此，宪政主张通过宪法，制约权力、保障人权、明文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自主、避免暴政等。

刚卸下台北市长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曾经就英国和美国的宪法有这样的解说：“英国和美国是当今世上拥有长期不缀民主政府的国家，英国是进步保守主义的思想重镇，奉行不成文的宪法，在几百年的议会运作中累积大量惯例，并形塑令人尊敬的法治文化。至于美国，自1788年制定宪法以来，两百多年间无论国土、人口都大幅度增加，其中还经历过惨烈的南北战争，不过至今也只有27个宪法修正案。美国的民主宪政就是在每一个时代遭遇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其著名的民权和民生法案均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夹杂着种族、文化、价值和情感的冲突，产生了许多知名的民权领袖，留下了可悲可泣的故事。这些具体的事迹，不管是发生在街头、国会、法庭或家庭都深深进入美国人民的记忆中，不断地冲突、妥协、融合、最后成为牢不可破的行为规范。”

届此欢庆立国50年之际，在检讨省思宪法本质与精神时，国家领袖应该以身作则，承认和落实我国多元价值，让多元生活包容在宪法的胸襟之中。此外，古今中外的历史也会告诉大家，政权的起落、国家的兴替与政教合一或是分离有着密切关系。

载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