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 放在自己的口袋最安全

美国引发的金融风暴不知道几时才会落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会受影响。不管是你买保险，还是每月交付EPF，这些平时的积蓄将有一部分是投资在由美国所首创的“金融产品”。

很多人都知道在民间有所谓的“跟会”的投资玩意儿。目前美观的金融风暴就象是“会首”倒会的情形了，只是幅度是太大、太大了。

这里介绍一篇文章：-

財經漫遊：政府與投資者，都別再犯相同錯誤

沈雲驄

　說實話，我不太相信，你真的明白雷曼兄弟、美林是怎麼垮的。就像你一定不知道，世界為了他們，到現在還亂成一團，但這些公司卻已悄悄佈局，就等你大駕光臨。
　到雷曼兄弟官方網站看看。什麼破產，哪有災難，首頁上，這可是一家「全球金融創新者」，致力於「滿足政府、企業、高資產淨值投資人的需求」，且是「交易與研究」的「領先者」。營業狀況？網站上可以找到的財報，顯示著，過去五年來，公司不僅很賺錢，而且營業額、獲利能力、資產總額，年年都成長。那，最近的風暴是怎麼回事？很簡單，因為今年賠錢。不過，已經沒事了，新聞稿上輕描淡寫的說，雷曼兄弟北美的投資銀行與資本市場的業務──包括一萬名員工，以及最近遊客去拍照留念的總部大樓──都將由巴克萊銀行接手，繼續營業。安了。 　
不只是雷曼兄弟。看看已經易主的美林，官網首頁上，也毫不吝於跟大家分享自己已經被賣掉的消息，大方地寫著：「獲美國銀行收購」。網頁上引述美國銀行的話表示，能取得這麼一家「優質財富管理、資本市場與顧問公司，對我們的股東而言是很棒的機會」。「結合起來，」美國銀行董事長路易斯說：「我們的公司將更有價值。」
　一副很有價值的樣子的，還包括半年前就已經出事的貝爾斯登。從這陣子媒體的報導來看，你很可能以為這公司早就壽終正寢。抱歉，錯了，貝爾斯登其實還在，而且「很高興地宣佈」，與摩根大通的合併已經完成。「這次併購，」該公司說：「結合了兩家優異的公司，以及最完整的金融服務。」然後，底下有個連結：「更多關於我們如何幫助客戶達到目標」。
　也就是說，申請破產也好，被併購也好，風暴還沒過去，這些業者已把招牌擦亮，要繼續幫助你，完成你的財富夢想。這正是眼前這場金融危機，最可議與可怕之處。
　可議的，是這些業者至今，沒有對自己的行為表示悔悟，絕口不提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該負起什麼責任。不只美國，其他國家也一樣，業者們怪美國人捅出大婁子，怪總體經濟差，怪房地產冷，怪股市跌，也沒有說說看，自己不是標榜能幫顧客管理財富，不是口口聲聲能讓大家更有錢，為什麼沒有事先警告顧客，害得這麼多人賠錢？
　可怕的，則是從政府到投資者，似乎也不計較業者們怎麼說，一昧急著想快快擺脫眼前的麻煩。官員大力護盤，公開信心喊話；投資散戶四處打聽：風暴快結束沒？是不是快觸底了？可不可以進場撿便宜了？這幾天，又開始有名嘴與老師們，大聲販賣「逢低買進」的概念。他們在電視上侃侃而談，向焦慮不安、失去方向感的投資人解釋，在這種時代，人還是要投資，風暴總會過去，聰明的，就要懂得在危機中入市。
　危機入市，當然不是不行。但，危機究竟是如何發生，我們又是如何一步步邁入危機？沒弄懂，沒明白正確的方法，下回要怎樣迴避？
　首先，危機當然還沒結束。銀行的倒閉骨牌秀，仍然在上演；那些被併購的、被轉手的，即將面臨全球性的裁員潮；全球不甘損失的憤怒投資人，正在串連打官司求償；這星期，大家都在看，規模排名第二的摩根史坦利，能不能度過這一關，會不會被中國人給吞掉。
　其次，就算風暴過去，風險也不會停止。多年來，全球金融業最嚴重的錯誤，就是大量販賣被低估的風險。他們一方面，自以為能透過精密的算計，做穩賺不賠的生意，另一方面催眠散戶，讓大家以為基金低風險、股票能致富，人人都能賺大錢，把大筆大筆的存款，誘惑到高風險的金融市場中。
　至於政府，也不應再跟著起舞。這次危機，不是意外，而是政府長期縱容的結果。一年來，經濟學家反覆警告，最壞的情況還沒到來；巴菲特早在二○○三年就提出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憂心，認為這是顆「隨時引爆的定時炸彈」；前一年，李昂．里維在他臨終前的回憶錄中，也提醒人們注意建諸於信用擴張的金融活動，會腐蝕經濟的未來。然而，這些諍言，都被淹沒在業者們大量製造的廣告中，政府眼睜睜地，看著散戶繼續往火坑裡跳，也錯失了逃離虧損的先機。
　不管是否順利逃離，投資人與政府，都要提醒自己別再犯同樣的錯誤。

916变天者要读

今天，916变天的传言真要把大马给颠覆了。这么多人关心，证明一点，大家都要求变。在这种情形下，领导人要知道怎么办。

就请大家读这篇不错的文章：

國際專欄─夏普的非暴力鬥爭
郭崇倫
　政治學過去研究政治變遷與權力轉移時，很簡單的分為體制外的革命與體制內的選舉；但很多情況卻是兩者之外。譬如百日以來曼谷「人民民主聯盟」所領導的示威，既不同意重新選舉、也不同意公民複決，就是要求總理辭職；又譬如喬治亞與烏克蘭的「顏色革命」，都是從公民團體不滿選舉結果，指控不公開始，繼而占據首都市中心，發起大規模抗爭，迫使當權派讓步，重新選舉使得反對派上台。
　他們採取的手段如此類似，不禁令人好奇是不是都詳讀了夏普﹝Gene Sharp﹞的非暴力鬥爭手冊《從獨裁到民主》（From Dictorship to Democracy）。
　當然自他十五年前寫這本書之後，世界發生許多變化，不是夏普所可以預料到的；譬如網路與手機的發達。但是，夏普對抗獨裁政權的想法，卻歷久彌新；譬如警告與當權者談判的危險、剖析獨裁政權內部的弱點。他在書後詳列的一百九十八種非暴力抗議方式，羅列完備，更讓許多異議份子受益無窮；像是：模擬頒獎（第十四）、轉身蔑視（第五十四）、消極與緩慢的服從（第一一三）等。
　年已八十，終身未婚的夏普，從研究生開始就對甘地與印度獨立運動非常關注，以研究非暴力抗爭為志願。在越戰期間，他身體力行，拒絕被徵召而下獄九個月。出獄後，他輾轉在英國與北歐求學、教書，最後落腳哈佛國際研究中心。
　夏普其實從來不是一個行動家，書呆子也許是更好的形容。他的想法雖然付諸文字（七三年的九百頁巨著《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但要靠他人才能實現「市場價值」。他的第一位貴人竟是他的博士指導學生艾克曼；艾克曼畢業後，跟著華爾街大亨米肯，做垃圾債券買賣，賺了千萬家財，一九八三年他支助老師創辦愛因斯坦學社（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開始散播以非暴力方式對抗獨裁政權的方法。
　四年後，一位美國前駐緬甸武官哈爾維在哈佛受訓時，接到夏普的傳單；出於好奇，他旁聽夏普上課，那時正值緬甸軍事政變，哈爾維立即感覺到非暴力途徑的效用，成了夏普的第二位貴人。三年後，哈爾維退伍，在邊境叢林教授反政府游擊隊非暴力手段，一九九二年，夏普受邀來視察「緬甸分班」，應當地游擊隊之請，寫了一本更易懂、更有操作性的手冊，從此誕生了《從獨裁到民主》。
　這本手冊剛開始是在巴爾幹半島流傳，塞爾維亞青年反對團體Otpor用來發起全國不合作運動，逼使米洛塞維奇下台。接著，喬治亞與烏克蘭的政治異議份子到貝爾格勒來上課，導致喬治亞在二○○三年、烏克蘭在二○○五年政權接連更迭。誠如巴爾幹一位異議份子所說的，「你當然不可能進口社會革命，但是（革命的）知識是會轉移的」。
　俄羅斯反對派也發現了這本書，網路下載翻成俄文，好不容易找到有勇氣的出版社印行，兩家販售的書店卻被焚。伊朗異議人士翻譯成波斯文，政府立即將夏普醜化為CIA間諜。
　目前共有廿二種文字，包括西藏文、簡體中文可在網站免費下載（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98ce.html），就像善書一樣，夏普歡迎轉印散發，最近經費困難，大家各憑良心，每本捐助六美元。
　夏普與台灣的淵源很早，黨外時代徐璐的《非暴力鬥爭的一一○種方法》就是取材於《非暴力行動的政治》。黃華擔任民進黨組織部主任時，也曾拜訪過波士頓的愛因斯坦學社。但最密切的則是在一九九四年，夏普曾應不分區立委林哲夫之邀來台兩周，南北演講十場；談的主題是群眾防衛，目標是嚇阻想要武力侵犯的敵國以及顛覆傀儡政權，引用的例子是立陶宛在九一年如何使用非暴力策略對抗蘇聯而重獲自由。
　對抗獨裁者爭取民主，其實才是夏普的重點，但民進黨已經執政後，再強調非暴力鬥爭策略，就有些尷尬，民進黨後來強調夏普的非暴力只能是最後手段，「一切民眾的訴求都應該透過合法的程序立法」。
　擁有權力者永遠強調合法，非法即意味著有些訴求被排除在外，累積的不正義一定造成反彈，否則紅衫軍、黃衫軍、「薔薇革命」又是怎麼產生的，這才是夏普手冊的真精神。　（clkuo@mail.chinatimes.com.tw）

民营 V 国营

国营公司一大堆烂摊子世界各地皆然。

財經漫遊─睜開眼睛，看看誰在制高點上

沈雲驄
　雖沒明講，但全世界都知道，被美國財政部接管的房地美與房利美，是不折不扣的「國營」企業。錢，國家出；人，國家管；專業經理人？滾吧；股東？閃邊去。
　怎麼回事？不是大家都說，企業，是民營的好。國營，是低效率、浪費、米蟲的代名詞；要民營，才代表著有效率，會賺錢，才是拚經濟的王道。怎麼，二十一世紀才剛開始，在美國這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國家居然伸出手，反倒把民營變國營了呢？
　沒有官員回答。財長鮑爾森翻來覆去，根本不願意直接說出國營化這個辭，當然不會有什麼解釋；各國央行與財政官員，慶幸著自己滿手的二房商品有救，免於賠了人民的錢而灰頭土臉，高興都來不及，怎會有什麼批判檢討。只要有救，國營，就國營吧。
　政府不肯面對，人民卻不能視如不見。現代國營企業的概念，濫觴於一次大戰後的歐洲，當時許多國家相信，政府的角色，是擬定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預設重點發展的產業。這些產業能民營的，就讓民間經營，民間無意願或無力集資的，就由政府出錢。「政府必須站在制高點上，」一九二二年底，列寧在推出著名的「新經濟政策」時說，帶領人民做對的事情。
　往後半個多世紀，列寧口中的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成了全球現代化的引擎。從歐洲、亞洲、中南美洲，政府紛紛站到制高點，透過國營企業完成許多重要的公共建設，達成民間企業無力完成的任務，推動了經濟成長。從能源到農業，只要是民間缺乏資金與意願做、但國家又有需要的產業，就由國營企業來負責。
　但是漸漸的，這些國營企業達成任務之後，出現了大家今天所熟知的老化與腐敗，經營效率不彰、服務品質惡劣。本應扮演「制高點」角色的國營企業，不是成了政治權貴眼中的肥肉，就是成了收容無能官僚的肥缺。罵聲連連中，也掀起了過去二十年來，席捲全球的民營化風潮。
　問題是，早在這回二房民營轉國營之前，人們就已經發現，民營化，也怪怪的。一來，為什麼民營化之後，這些原本屬於國家、也因此屬於人民的企業，都納入了大財團的麾下，反而沒有了人「民」的影子？還有，為什麼很多國營企業，明明已經民營化了，政府還是三不五時的，得拿人民的錢，去協助這些企業？
　看看房地美與房利美，不是年年季季有財報？不是天天被數以百萬計精明的投資與投機客盯著瞧？不是有號稱要負責維持交易秩序的證管會在把關，怎麼，就沒人發現表面上業績漂亮，股價不便宜的這兩家公司，骨子裡全是爛帳？搞到今天，國家必須出手，搞到財政部長包爾森半夜睡不著，得趁著週末，緊急出來宣佈接管？
　鮑爾森的救援，正暴露了政府長期棄守「制高點」的難堪事實。十幾年來，在把國營企業奉送給財團的過程中，政府忘記了，自己必須替人民看守制高點的責任，它們縱容財團們追逐自己的利益，放任企業經理人們肆無忌憚地霸佔利潤。這星期，德州參議員康能提案，要求調查房地美與房利美專業經理人應負的刑事責任，算是一記遲來的警鐘。接下來呢？
　在政府棄守制高點情況下，所出現自由資本市場失靈現象，也是不容再忽視的問題。沒錯，資本市場曾經為富國與窮國都帶來了財富，但現在，這個財富的天平已經明顯傾斜，讓財富愈來愈集中在少數人手上；過去，資本市場曾經是就業機會的製造機，現在，這部機器已經失控；照理說，資本市場可讓窮國翻身，但看看越南，很多窮國還沒翻身，就背上了投機國度的罵名。
　用國家的資源，拿人民的納稅錢，去拯救民營公司，當然不是好方法；政府重拾國營概念，把大生意拿回來自己經營，也不是好主意。政府應該做的，是站回到制高點上，繼續擔起人民與企業無法完成的任務。比方說，教育與保健，經濟條件再壞，政府都要持續投資與改革；政府必須站上制高點，看管人民的利益，讓資本市場能在公平合理的前提下運作，不讓少數人假自由市場之名，掠奪經濟改善的果實；還有，那些在企業眼中無利可圖、卻又重要的社會政策，諸如環境品質的維護等，總該有人站到制高點上，保護人民。不是嗎？

英九落难，哎！

看来马英九这回落难了，说什么退居二线，说开了就是不沾锅，隔岸观火。做领袖如果可以退居二线，等一切风平浪静后才出来收拾，那太容易了，谁都可以做了。我们要的领袖是站在最前线，虽千万人，吾往矣！

台湾当地的报章对马总统已经不再客气，哪些“马迷”看了会很心痛吧！

这是联合报的社论：-


馬英九的課題：人心，人心，人心！
【聯合報╱社論】
2008.09.12 02:57 am

一位政治領袖，要累積多少的人心，才能攀登政治最高峰？馬英九當選總統，得票率五十八％，得票數七六五萬；不論得票率或得票數皆創最高紀錄。今年三二二的馬英九，毫無疑問深獲人心。
然而，馬英九就任總統剛過一百天；卻儼然已成眾矢之的，從電視到報紙皆稱他是「笨總統」。人心的流失，居然宛如江河瀉地。
行政院前天連夜發布振興經濟方案，證交稅減半為千分之一點五；昨天股市的回應卻是仍然重跌二○六點，台幣匯率亦因外資撤離而跌破三十二元關卡。
大家都說，人心不再，信心已失。為何一位萬方寄望的政治明星馬英九，竟然在百日之間就落到人心渙散的地步。這種天壤之變，簡直是政治史上的「奇蹟」。
人心的累積不易，已經累積的人心一旦流失而想要找回更不易。尤其，許多國人原本將當下政經困境歸因於國際情勢，但如今卻已將原因轉為馬英九的領導因素所致。這種「人心」的轉變，已是馬英九及執政團隊的最大危機。
所謂政治，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人心的維持。成功的領導，就是人心所向，猶如水能載舟。失敗的領導，就是人心流失，猶如水能覆舟。馬英九說「跟我走沒有錯」，這句話顯已受到質疑。
其實，我們早已對現今的情勢發出預警。三二二馬英九當選總統，我們就指出那是一個「帶著問號的勝利」；並期望馬總統能由「好人」也轉成「能人」。六月九日，我們是第一個評論「退居第二線」的媒體，並提醒不要淪為「法匠」或「法奴」；接著，我們直接呼籲馬總統對人心的變化提高警覺：疑惑可能轉為質疑，質疑可能轉為輕視，輕視可能轉為敵視。
最後，馬總統一句「六三三在二○一六年實現」，終於使人心潰堤，一發不可收拾。我們所擔心的疑惑、質疑、輕視及敵視，皆已一一浮現。
領導的效能主要表現在維繫及鼓舞人心。在社會座標上，領導者必須站在「第一線／最前線」；馬英九的一句「退居第二線」，對於他的領袖形象衝擊至大。另在心理座標上，領導者尤其應當站在「第一線／最前線」，因而，「八年後六三三」之類的發言，被認為是未戰先降，比群眾還要先撤退，這當然是國人不能忍受之事。
馬總統的人品不必挑剔，但這樣的人品能否帶領國人迎戰艱巨，卻已是一個疑問。謹守分際，變成「退居第二線」；揭示現實，又演成「八年後六三三」；眼中只看到「施明德」，卻看不到背後可以收聚的民心；心中只顧慮自己的羽毛，對國務費案的「解密」猶豫不決；「外交休兵」無修飾，「非國與國關係」太露骨；只問「政見」實現沒有，不知情勢變遷沒有……。這一切爭議似乎都源自一個「格式化」、「公式化」的「好人形象」，但是否符合一個守經、通權、達變的領袖人格？
不少人疑惑，馬總統是否陷於他在人格特質上的「好人公式」或「好人框架」之中；不沾鍋固然使他不易沾染塵垢，但也使他不能吸附人心，凝聚人心。因此，他原本擁有的強沛民氣與民心，竟在就職百日幾已流失殆盡。
有一比喻：陳水扁是一個黏土娃娃，什麼東西都沾黏得上去；珍珠沾得上，穢物也黏得上。馬英九則是一個瓷娃娃，什麼東西都沾黏不上去；汙穢沾不上，珍珠也黏不上。
馬英九現在已面對「破窗效應」，好像誰都能對他數落幾句；但絕不可使自己處在「疑惑／質疑／輕視／敵視」的惡性循環中。往股市的火堆裡丟鈔票沒有用，最重要的是重建自己的領袖形象，拾回人心，人心，人心！

擦上你的口红

陳文茜專欄─擦上妳的口紅吧

　奇怪，閱讀歷史，發現這一百多年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根源都來自於美國。我們這一代人，記得最早的金融危機，好似三十年代華爾街大蕭條，但那恐怕是因為我們的記憶所及，只能到爺爺奶奶那一輩。閱讀近代史，第一次華爾街大股災，早源於一八五七年。而且一切故事，都是重演，都是輪迴。
　一八五七年美國當時正如今天的中國，才剛崛起。來自加州的金礦流向全世界，而起家於美國西部的大騙子以貪汙、舞弊、內線交易種種花招，充斥華爾街。這個年輕國度，正實現歐洲人發展經濟的最佳新沃土。《紐約先驅報》如此描述一八五七年大崩潰前的豪奢風氣：「富而不必工作，美麗莊園、優雅藝術品、美好的服飾……，這是每一個民眾的美國夢。」
　第一回創造華爾街泡沫化的原凶，主角為鐵路公司。一八二○年至一八四○年，美國人口從九百萬增長至一千七百萬，決定性的因素即為便宜且快速的運輸鐵路；高效率的貨物轉運，使美國工業投資二十年間，增長了五倍；其中最大的投資項目即為興建鐵路。我們現在活著的當代動輒封誰為「股神」、「投資大師」、「油神」，一八五七年，華爾街也有這麼一號人物：丹尼爾茱（Daniel Drew）。在他破產聲名狼藉前，華爾街給了他一個崇敬封號「鐵路股王」。股市崩盤後，他的最終評價則完全相反，「一開口就說謊，一靜下來就想行竊」。為了詐騙他人的盲目跟從，丹尼爾會不經意假裝洩漏股市內幕消息；某次他「不小心」把交易單掉在一位經紀商身邊，當他的交易單從皮夾「遺落」地板時，全華爾街交易所立刻為之震動，市場謠言四起，眾人於是皆買進了「伊利湖鐵路公司」的股票，伊利湖股價大漲，而丹尼爾則大舉出清原先已無人承接的鐵路股票；沒隔幾天，股市即大崩盤。
　從一八五七年華爾街第一次大崩盤至今，歷史已從火燒圓明園到北京奧運，走了一大輪。泡沫化的主角，一五一年來不斷地換手，從鐵路股、電信汽車股、網路股、地產股……。我們現在經歷的「二房危機」，只是每一個泡沫年代戲劇的重演，房利美成立於大蕭條之後，目的就是為了穩定房貸市場，省得每個人都跳樓；「房地美」與它純為孿生兄弟，為了不使房利美過於龐大，一九七○年正式分割為「二房」。二房出現嚴重虧損後，美國金融單位一經檢查，發現上至執行長，中至管理階層，下至基層職員，都在偽造信用記錄，這完全是一八五七年華爾街大崩盤的翻版。當時某家鐵路公司被查出一份賄賂名單，上從州長，下到小報編輯，賄賂價目表宛若一頁經濟史的核心文件，告訴我們如此荒唐金融現象的背後是如何產生。州長五萬美元、副州長一萬美元、財政部長一萬美元、《民主報》發行人比照州長祕書五千美元、《守衛報》編輯一萬美元、法官等相關人士共二十三萬六千美元，共計八十七萬二千美元。
　這些資料後來被登錄於《貿易危機史》，一八七四年出版，著作人麥克司威爾斯。
　一八五七年後，顯然沒有什麼人得到太多教訓，人性的貪婪與擁抱成功投機客，不會改變；以致我們只好每隔一段時間，即經歷所謂的股市大崩盤，周而復返，終其餘盡。
　閱讀一五一年來的經濟崩潰史，惟一有趣之處，為口紅與經濟興衰的辯證關連。一八○○年初期，「蒼白」是一種風尚，一名狀似瀕死的婦人面容，被社交圈視為「迷人」的象徵。這種病態美的追求，融合了死亡與瘋狂，綿延了整個十九世紀。一八五七年華爾街股市第一次崩盤，當時的美國經濟產值還不足以撼動全球經濟；到了一九二九年，華爾街再胡鬧一次，全球苦痛到了頂點。為了免於人人自殺，羅斯福提出新政，其中很大的部分即為資助好萊塢電影。電影中嘉寶鮮紅的口紅形象，席捲全歐美，改變了人們對美的概念，口紅成了最受歡迎的產品。美容沙龍到處開設，提供荒涼苦痛的世界最好的避難所。口紅成了一種時代的宣言，勇氣和力量的象徵，對抗一個挽救不了的蕭條時代。
　Elizabeth Arden在一九三九年刊登了一則廣告，「擦上妳的口紅，提振我們的士氣，對抗戰爭。」Helena Rubinstein則以如下的證言，從此決定了口紅在經濟史的地位，「一杯咖啡和口紅，我能面對世界。」
　二○○八年九月，次貸危機下，擦上妳的口紅吧！

马华要走好！

黨政豈可不分家？
2008年9月8日
作者 - 何啟斌

大馬政黨和政府（官僚──以政府行政部門主管為主文官體制）的歷史如下：

第一階段：日軍撤走後到獨立前，是由英國軍事行政為主的官僚統治（BMA）。當時的聯邦議會由英殖官僚與官委議員組成。主要目的在於維持英殖民主的統治和英商的利益（包括華商買辦階級）。

第二階段：獨立後到69年513事件後的軍政治理（國家行動理事會）。這期間的官僚少受執政黨聯盟的影響。它主要在維護「後殖民主」的經濟利益如「土庫公司」及大園坵、錫礦場等。馬華公會的諸公身負「歷史重任」，以確保這個「後殖民主義」的利益延續。巫統頭領都由馬華資本家和頭家贊助來維持其「政權」，多數的馬來群眾和受華教者被排除在外。

第三階段：國家行動理事會解除緊急法令，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直到馬哈迪醫生開始私營化政策（1984年左右）。這段期間，巫統執政策及行政的牛耳，不但推行「新政策」（包括教育土著化），還把「官僚」徹底土著化。最重要的是先後設立ICDAU（現改為ICU或執行及協調單位）來取代EPU（經濟策劃單位），後再把EPU土著化，確保土著政策等等都可以順利執行。這個期間最顯著的是政府設立幾千間官聯機構。馬華公會當時的作用在於反擊「工業協調法令」，大專學額分配，關閉華小等等的「行政措施」。簡言之，當時的「政黨」對於土著是一體，反之，馬華已經不復513之前的「可支配」官僚的作用。

馬華對華社的作用

第四階段：自1984年到1998年大事私營化，把官僚的作用降低。但是這段期間政治鬥爭激烈，不但有巫統分裂，馬華暫代國陣主席位，還有司法危機，茅草行動及東亞金融危機後的安華撤職及街頭大示威等等。巫統及馬華當時的作用在於「穩定政局」。官僚，尤其是軍警更是重要的勢力。

第五階段：自馬哈迪退休後，強人之治消失。阿都拉的「放任」及黃家定的「默默耕耘」領導方式，使到國陣難免受制於「官僚」。可以說從2004年至今，大馬政治幾乎是「Auto-Pilot」（蔡銳明的評語），由官僚主導，所以缺少方向。

從以上的一些簡短分析來看，馬華公會過去50多年的歷史，對於國家和華社的作用和效果不可一筆帶過，也不應一面倒苛評或盲目讚頌。人民應回想一下，如果當年（獨立前）不是馬華公會成功爭取放寬申請公民權的條件，積極鼓勵及協助超過100萬華人父老申請，今天的華人將和那些「紅登記持有者」一樣，沒有參政權、沒有投票權，甚至沒有政治發言權。試問，華裔的處境又將如何？

馬華領袖選擇不多

現在華社及馬華諸公面對的問題如下：
（一）政治幾乎是「兩線制」，民聯還多次放話可以執政。對華人而言，除了回教黨及回教法的問題，民聯更吸引人，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二）巫統積極和回教黨討論，可能作出很多讓步，結果是大馬更回教化、更種族化，因為巫統若與回教黨結盟，就不需要與民聯爭華人票。升旗山議員的「寄居論」不是偶然，而是在投石問路。
（三）文官體制（或官僚）已經超土著化。就算民聯執政，要徹底執行非土著政策還要一番鬥爭。之間便是「犧牲」，如1972至1976年EPU改革時所犧牲的是「成長」。
（四）政治不穩，軍警統率。以今天的形勢來推論，再下去的幾年，軍警及文官的作用將更顯著。到了2012年下屆大選時，如果國陣不改弦易轍，大力刺激成長，維護民生，人民必再反，後果是「政黨輪替」。大馬肯定會邁向「台灣之路」或進入「泰國式民主」。
（五）經濟難振。這幾年全球陷入「衰退形勢」，大馬難一枝獨秀。許多本國資金已外流。從上面的分析，將還有更多外流。外流是有先見之華資的正確舉動，外資更不會冒然大量登陸。

基於以上的分析，華人或馬華頭領的選擇也不多了。一是全盤倒向民聯讓它有絕對優勢，執政治牛耳，另一則是反過來全盤支持國陣，再給它一個機會來穩定局勢。馬華公會在這兩個範疇下的作用是：

（一）不斷向國陣及巫統領導提醒：不要再讓政策和言論土著化或讓極端主義抬頭。這幾天翁詩傑等頭領的大聲抨擊是正確的作法。
（二）不停的向華社放話：放棄前朝官僚的作風，進行改革，不再讓國陣「失調」事件重演，還要積極以行動來證明之。
（三）盡力推行國陣機制的改變，必須要以更開明取代「放任」，更要以「民生」為大前提，以「成長」為議程，取代過去幾年的不景。
（四）繼續開放「官僚」體制，黃家定最成功之處在於說服阿都拉開放文官職位。現已有顯著開放，但卻鮮為人知。不唱高調不行 ，一定要高調讓人人知，否則徒勞無功。
（五）更重要的是，一定要阻止更回教化的政策。雖說不能影響巫統回教黨合作，但還可以起阻止的積極作用。要求華社一起阻撓之！但如果華社不反應，也無可奈何。

在以上的各種分析和前提下，或許可以有一個定案：華人正處十字路口，馬華公會也面對歷史挑戰。華人可以再一起倒國陣或支持它。馬華一離國陣，必敗；馬華走多元也一樣無效，馬華現在所需要的是「新領導層」。過去的陳修信統領全國為殖民主服務；李三春掌權時對抗巫統；林良實運籌帷幄17年，還可見證「Malaysia Boleh」。黃家定提出「樹立健康政治文化」，脫離現實，以致功敗垂成，幾乎斷送整個馬華。

今天馬華的新領導層將誕生，如果再重演前朝的種種，那華人也不應再考慮了，來一個大改變，讓新力量抬頭。

我国的民主政治..唉!

AHMAD ISMAIL 几乎把整个国家给颠覆。国阵是这么脆弱了，我国的民主政治更是这么不堪一击。

请大家参阅下文：

泰国：恶质民主又一例
（2008-09-09）

丘吉尔说过，除开其他政府形式不说，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这是一个曾经吃过民主苦头的英国政治家的心底话，有几分的调侃，但更多的是无奈。民主这东西，理论上是个好东西，但一碰上现实，往往却不是个东西。这是因为，民主制度的落实须具备许多先决条件，莫说在亚洲，即使是在老牌的欧美，现实中的民主其实也是捉襟见肘的。很多国家究实都不完全具备实行民主制的必要条件，包括泰国。
　　
现实中的民主，不仅多种多样，也没有一个真正臻于民主的理想境界。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斤两各自不同，民主程度固然各异，客观政治效果也参差不齐，好坏不一。我们在民主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至今不过半个世纪，因此，别轻易相信我们的民主已经成熟了，别国的经验，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是有很多可资参照和借鉴的。
　　
台湾式的民主，固是恶质民主一例，历史更加悠久的泰国式民主亦然。南方朔说，（台湾）民进党已注定将成为未来政治教科书上恶质民主的警示教材。我想，泰式民主同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教训。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认为，民主的实现应具备五个关键性条件：一、政治上，文官政治，军队和警察控制在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手中；二、经济上，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三、文化上，公民具备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四、国内，不存在剧烈的文化冲突；五、国际上，不存在强大的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包括国内反民主势力）。
各有山头的利益集团
　　
泰国推翻君主专制已有70几年的历史，但至今也算不上是个成熟的民主，反倒像个民主的怪胎。之所以说它是恶质民主，主要是因为它和台式民主一样，分裂社会，撕裂族群；权钱勾结，民不能做主。
　　
时下一些为台湾和泰国民主辩护的人，总是要人看到民主的好处，相信民主之可行，而不愿正视现实中严重的政治弊端，甚至迷信单靠民主制度就能解决所有的弊端。这就好像明明看到没穿衣服的皇帝在当众出丑，却硬是要称赞那看不见的新衣有多么漂亮。就这样，泰国民主折腾了几十年，既死不了，也长不高。十足是个民主的怪胎。
　　
泰王和军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在泰国的政治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军队往往不是听命于民选的政府。2006年，前首相达信被军人政变推翻前两个月，曾任陆军总长和首相的泰王蒲眉蓬首席顾问布勒姆，在向一群年轻军官训话时就曾这么说：“士兵就像马儿，政府只是骑师，不是马主，你们是听候国家和国王陛下差遣的马儿。”（9月5日《联合早报》引述路透社特稿）
　　
过去74年来，泰国民主历经了18次政变，宪法也经过无数次的中止和修改，泰国民主却没有因此运转起来，反之，它一直在政变、政府轮替、民选、军管的怪圈中打转，首相换了一个又一个，除了达信，几乎没人有本事任满一届。“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32年军人政变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之后，泰国才出现民选政府，但军人却不时发动政变，把政府撵下台。泰国平均每四年发生一次军人政变。”（同上）

泰国民主往往导致政局失控，陷于混乱，而本来应该受民选政府指挥的军队，反倒不时成了拨乱反正的力量。这是多么的讽刺！但选择一味盲目讴歌民主而不顾现实的人，却仍然像称赞皇帝的新衣一样，称颂着泰国的民主和台湾的民主。也许是因为在这两个地方，动辄有数以万计的人走上街头示威。殊不知，示威所反映的往往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失败或失效。
　　
经济上，泰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应该算是具备民主的经济条件了，但是事实不然。现实中，市场经济也有很多变种。泰国经济主要是操控在利益集团和大家族手中，城乡之间贫富鸿沟巨大。前首相达信就是因为财雄势大，走民粹主义路线，到乡村地区收买民心，获得广泛支持，不仅做满一届首相，还在大选中连任。
　　
但是，达信个人、家族、政党和相关利益集团势力的扩张，却无可避免地伤及其他人的既得利益，因此也引起强力的反弹，有人甚至指他蔑视泰王，使王室感到不安。对各自为政，各有山头的利益集团（包括泰王和军方）而言，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也并非好事，因为那意味着他们无法或者难以过着藩镇割据的日子，也无法再从弱势政府无力监控全局的情况中得益。于是非要去之而后快。达信终于在政变中被赶下台。
恶性循环的怪圈
　　
泰国公民是否具备民主信念和政治文化呢？看来未必。在最新的这场倒沙玛首相的运动中，主导抗争的反对派人民民主联盟（简称民盟，PAD）首领林明达竟然公开倡议废除民选国会，认为大部分泰国国会议员应该通过官委而不是民选。其所持的理由更是荒谬：乡村区的选民教育水准低，很容易受到达信的操纵，不懂得明智地投手中的一票。这对乡村地区支持达信势力的泰国人而言，无疑是莫大的侮辱。
　　
说白了，在民盟的领袖看来，支持达信的选民就是智慧不够，不懂得选出一个民主政府，所以，要彻底清除达信势力，包括被视为达信代理人的沙玛及其人民力量党，唯有改变现在的选举制度。那么，至少在民盟领袖眼中，泰国公民是不具备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的。当然，他们“只看见弟兄眼中有一粒灰，却不想自己 眼中有梁木”。
　　
然而，那些参与民盟示威的群众似乎不管这些。他们似乎只听到林明达声嘶力竭的呼喊：我是为了拯救民主免受贪官滥用而奋斗。
　　
这是民盟的“民主”，由民盟来作主吧。有些泰国人也许会感叹：啊，民主，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然而，也犹如台湾，总有一大群泰国人死心塌地地支持民盟，参加示威，占领首相府大院。民盟的行动已引来沙玛支持者的反击，双方对峙，局势紧张，泰国社会也明显分裂。在这种情形下，泰国民主是物腐虫生，根本无需外力介入，内斗已足以让它深陷泥沼，动弹不得。
　　
和台湾人一样，泰国人看起来也是同文同种，没什么语言、文化、宗教种族上的大分歧。不幸的是，政党政治和利益政治就是有本事惹是生非，挑动民众的情绪，形成社会的分裂和对立。这是很多地方的民主政治通病，泰国与台湾并非例外。关键点是不是公民欠缺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纵观以上各点，足见在泰国，实现民主的关键条件都是很薄弱的。因此，也难怪泰式民主始终难以跳脱那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民盟领袖林明达说：“民主在这里实施了46年，我们一直碰到相同的恶性循环。这个制度肯定有某些差错。”人们倒要问：是制度有差错，还是水土不服？还是……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