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马华不应该参与

光华有这样的一则新闻：

“槟乡委受促总辞　马华缺席汇报会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晚上十一时四十五分
(北海26日讯)乡村暨区域发展部长丹斯里莫哈末泰益指示由于国阵政府委任的槟州千余名乡委会成员总辞，以便为重新受委JKKP(联邦乡村发展协调委员会)。
部长是于今日上午11时，在威北柏淡千禧年礼堂会见来自槟州约千余名的乡委会成员时，作出上述的呼吁。陪同出席的槟州国阵领袖计有丹斯里许子根博士及前槟副首长拿督阿都拉昔等。
另一方面，相信是争取更多的配额谈判没有进展，来自槟州马华的乡委会成员没有出席今日举行的部长与乡委会成员汇报会。”

我认为槟马华这样做是对的。

目前槟马华必须好好的思考，要怎样才能突破从1969以来，自从民政党加入国阵后在槟州政坛沦落为第三、第四的角色，除了看巫统的脸色之外，又处处受制于民政党。

很多马华元老认为308的政治海啸对槟马华是好事，因为马华可以和民政党从新在同样的平台出发。

问题是两方面，第一是马华中央的态度。在过去，马华中央有一个看法，特别是在99年夺权失败之后，那就是槟城让民政党来主导，马华则注重在中央。第二呢，则要看槟马华是否能够洗心革面，来一个大换血。如果，槟马华还是同一批人马在搞，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党争将连绵不断，这些老同志只有兴趣党职，特别是区会主席，因为大家还是为了“KING MAKER”而沾沾自喜呢！

年轻的仲莱，要看你了！预先祝福你！

应该登在星报

马华总会长在接见全国基层领袖的同一天通过《新洲日报》（四月二五日）接受专访。

老实说，家定的谈话很好，开诚布公，难得一见。可惜的是这些言论只出现在华文报。马华控制THE STAR，我也曾经在一个场合听到THE STAR负责人说马华应该珍惜该报的控制权，不可以随便出卖。根据这位拿督级的编务负责人，巫统领袖也就是国家领袖都看英报，特别是THE STAR，该报的报道会受到重视，相反的，不管华文怎么大篇幅的报道，巫统领袖是看不到了。

既然是这样，那么黄家定的重要谈话，特别是目前他谈到的不认同“马来主权”更应该让巫统知道，马华应该利用THE STAR 的方便，把全文刊登在THE STAR。

亚洲经济当自强

《亚洲经济当自强》

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信心喊话，他告诉美国民众和世人，美国经济没有迈向衰退。他说：“我国经济正经历一段不稳定期。全美国各个家庭都关心经济前景。就长远来看，美国民众可以对经济成长具有信心。”

尽管布什总统信心喊话，也提出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但是，美国经济衰退，前景暗淡几乎已经是成定局了。

毫无疑问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次序乃由美国为主。50年代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三大支柱都是由美国主导。整个世界贸易与国际金融的游戏规则都是美国说了算数，达到了美国马首是瞻的地步。也因为这样，才有“美国打喷嚏，全球得感冒”的说法。

但是，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开始相信美国经济霸权时代就要终结了。同时，也有人开始相信，中国和印度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成长动力。

最新一期的《新闻周刊》专题报道美国经济通往衰之路。该刊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将成为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转折点，美国经济将失去引领全球经济的地位，中国、印度将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老实说，提出这个论点还是“言之过早”，毕竟，中国、印度在经济上的崛起还处于起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还存着很多的内部问题和不确定的因素。单凭美国这次因次贷危机而引发经济衰退就断定美国经济霸权的终结还是一个未经检验的说法。

但是，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未来的十多、二十年，亚洲各国的经济将会蓬勃的发展，充满生机、希望。

最近一份来自日本的野村关键报告就提出了亚洲经济大未来的预测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往后十年在亚洲地区，变化最大，成长期待值最高的地区，应该就是湄公河大经济圈！现在这个地区已经成为注目焦点。”

野村的报告提出，介于中国、印度中间，跨越越南、泰国、柬埔寨、寮国、缅甸的“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圈”，将受惠于两国高成长大国的经济发展。

台湾权威性的《商业周刊》，根据这份报告，实地考察走访，发现这个区域呈现的动能和潜力，提出了“黄金走廊”，串联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更大成长区域。《商业周刊》指出：“延伸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圈的概念，中国提出“一廊九城”，将这个经济区域的范围北伸到中国，南伸至马六甲海峡。这条走廊，起点为香港，途经广州、南宁、河内、胡志明市、金边、曼谷、再延伸到吉隆坡和新加坡。”

对于大马人民而言，美国发生的经济风暴毕竟是遥远，也很难想象倒底这是怎么的一回事。但是，目前人民最感到担心的却是“高油价”和“高物价”。当前政府的责任就是要设法缓冲这双高对人民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固然了解到“高油价”和“高物价”是国际的趋势，像大马这样的一个小国，在经济上又是对外开放，受国际市场影响是必然的。

短期内，政府除了设法缓冲双高对人民所带来的冲击，作为长期的规划，更应该认真吸取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圈和黄金走廊的发展动力与潜力，让国家的经济在亚洲各国倍受看好的热潮中分一杯羹。

华人要什么？

时光倒流，回到20年前。1987年，巫统党争激化，形成AB队。

也是在当年的八月，教育部突然教育部突然委派了200多名不谙华文的教师到华小担任高职。这事引起了华社的公愤。三大华人政党结合华团在天后宫集会，受影响的华小还展开罢课。另一方面，巫青团也在过后展开更大的集会。局势紧张，一时间人心惶惶。马哈迪首相展开茅草行动，动用内部安全法令，在未经法庭审讯下，扣留了90多人，同时关闭了三家报馆。

在依约补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前副首相安华突然针对20年前的一幕公开认错，这倒是令人感到意外。姑且不论安华是否是真诚的认错，令人惊讶、费解的是原来一位教育部长的权力是这么大的。

另外一方面，最近在国会里工程部长三美威鲁因大道收费调高而受到朝野议员围攻。虽然贵为内阁最资深成员，但是三美威鲁却在国会说：“我没有决定权，我不过是内阁与经济策划局的工具。”三美在国会解说任何有关调高大道收费决定，都来自经济策划局的研究和内阁的最终决定，再由工程部去执行。

前后相隔20年，安华的认错和三美的无奈却让大家深思。20年前的安华，初任巫统副主席，虽然如日中升，但是论政治辈份，内阁里马华、国大党、民政党的党魁应该还要比他高吧，然而，他的权力怎么会这么大？

从政治的层面上，我们一直被灌输说这是分享政权的联合政府，采用“共识政治”，只要有一个成员党或是一位部长不同意，任何建议都不能付诸行动。还有，在联邦宪法下，也明文规定内阁是集体负责的。

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人决定，就可以算数。当年的内阁同僚去了哪里？还有，当年内阁的老板，马哈迪是否也同意安华那个时候的作法呢？

依约补选成绩出炉后，首相在评论时曾经表示要向马华、民政了解为何一些华人选区选票会倾向反对党。来自各方面的解说不外是地方民生问题、某些政客乱说话、原任议员服务表现差。当然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但是，如果只把问题局限于“服务好坏”则未免太过低估了人民，也把人民的政治智慧看得太肤浅了。

其实，徘徊在一般华人心中，久久不能释疑的是为什么华人的内阁代表往往是差了一截。普遍上大家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权益为什么总是这么难于争取的？必须等到补选来临的那短短几天才能解决？

国家独立了50年，国内各族人民都曾经为这个国家的独立和发展献出了光和热。华人并没有奢求在大选时当“几天的老板”，相反的，大家只祈望，也相信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当局公平的对待，踏踏实实的分享政权，政策上的拟定和执行上公正不阿，政府行政效率可以做到不再须要劳动议员们的服务。

华人要的，就是这么简单、卑微。

市政府主席胜任否？

多层建筑物，特别是公寓与组屋的维修保养工作是一项棘手的社会问题。

我们时常从报纸上阅读到居住在高楼居民的困境。对于各级议员来说，高楼居民的问题可以说是其中一项最难于处理而又必须面对的问题。多层建筑物的维修工作处理不好除了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重大的不便之外，也严重的影响到这些产业的市值。

公寓与组屋生活环境是须要大家共存共容，互相礼让，守望相助。而在这个环境底下，最为重要的是履行责任，定时交付管理费用。但是，实际上在我国，公寓贮备金被亏空和管理维修费长期被拖欠都是司空见惯的。因此，很多的公寓与组屋在管理与维修方面是处于令人“惨不忍睹”的情况。简单的来说，我们缺乏一个良好组屋生活的文化。

无可否认，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其中一个因素是缺少一个完善的法律架构来处理各种因为人们共同生活而且密集居住而产生的问题。

政府当然了解到问题的严重，因此，在去年年底通过了《建筑及共拥产业（维修与管理）法令》。基本上，这部全新的法令是参照新加坡的相关法律而制定的。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当地社会因为新国政府的严厉执法而成功把公寓组屋生活规范化，成为有条有理的组屋生活文化。

目前大家所要关心的是，几乎同样法律条文，搬到我国来执行，其效果会是怎样的？本地的高楼居民、管理公司面对同样的法律条文，他们愿意当顺民还是刁民呢？还有执法当局的执行力又是如何呢？会否是立法严、执法松呢？这些都是有待观察。

在这个法令下，建筑物专员扮演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可要负责监督各个高楼的管理事物。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项法令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位专员是否有效的执行任务。当局在这项法令开始生效时就宣布国内地方政府、市议会的主席成为各自管辖地区内的建筑物专员（COMMISSIONER OF BUILDINGS）。

众所周知，目前一般市民，包括在朝在野的民意代表都对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市议会的服务效率不敢恭维。很多时候，国州议员为民服务几乎就是在处理各种各样牵涉到地方政府的民生问题。

市政府、地方政府本身的基本建设、道路沟渠、市容、垃圾等都处理不当，引起诸多不满。试问原有的工作已经差强人意，他们还有什么能耐来协助管理好民间的多层建筑物呢？显然的，国内很多市政府、地方政府因缺乏效率而失去了“道德的光环”，也因为这样，领导这些市政府、地方政府的主席更没有任何的道德制高点来担任建筑物专员。

因此，政府把建筑物专员一职付托与市政府、地方政府主席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蚂蚁与老虎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近日在国会以“像蚂蚁寻找糖”来比喻分外流或移民海外的国人。部长认为这些人都是“向钱看”，政府不能阻止任何人的“钱途”。

古时候的中国人，有所谓的“父母在，不远游”。而在华人的传统观念里，“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等都是具有负面、贬义的。近代的华人移民史更是一部受尽屈辱、饱含血泪的悲歌。

从前，人口的迁徙往往又和政局有关。“苛政猛于虎”的寓言故事，相信大家耳熟能详。这个故事是在说朝廷政令的残酷，各种各样的税捐，官员巧立名目，导致人民生活极其贫困，没有办法谋生，只好举家逃离到深山、荒野去。虽然在深山、荒野可能遇到野兽老虎，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却可以逃过残酷的政令。所以孔子才会对他的学生说：“苛政猛于虎”。

然而，这些过去的观念、立论和经历等都已经不再适用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其实已经出现了一轮“新的游牧社会”。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全球流动的环境里，落叶归根的观念已经渐渐的稀释了。一位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大马华人学者王爱华在1999年最早提出了“弹性公民”的慨念。她的书描述全球走透透，口袋中有好几本护照，可以跟金融市场、不同国家法律协商，达到赚钱目的的专业技术与投资精英。

在全球化时代，移动力就是竞争力。现代的年轻人必须具有“随时都可以离开”的动力，他们须要有很强的移动性。由于这样，他们也脱离了对于“国”和“家”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了具有移动力、竞争力，他们要有超越的语文能力和专业的知识来武装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全球化鼻祖的美国在今年就成立了一个来自政界、企业界和学者专家所组成的“新劳动力技能委员会”。他们要进行美国百年以来幅度最大的教改。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减少美国人的“全球文盲”（GLOBAL ILLITERACY）。这里的全球文盲并不是在提高美国人的识字率，而是指如何让美国的学生在将来具有在全世界移动的能耐。

我国政府有必要认真的教育上武装本地学子。在这方面，除了增强语言能力之外，更应该让学生们接触更多的世界文化和让他们具有多元弹性的思考。综观目前我国大学毕业生的情形，我们不得不承认50年来，我们的大专教育跟不上全球步伐。动用了庞大的公款，我们祈望大学生除了在职场上称职外，在思想上具有世界观，千万不可以局限于个人宗教、文化的束缚。

另外一方面，在面对全球走透透，新的游牧社会的出现时，大马也应该在这个大潮流中分一杯羹，吸收一流人才和资金，免得落人后。政府与国家领导人要有优秀的政治和行政服务，使到更多人想来到大马旅游、工作、甚至是居住的念头。在每个公共领域相关人员，从首相、部长到各级公务员都要对全球化的变动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时时应变。

最近政府一系列行政改革，政策上的开放，还有南柔发展特区的推动都是正确的方面。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的让这些改革付诸行动。

钉子户事件看城市重建

最近一个号称重庆最牛的钉子户的图片和文章在媒体闹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之特别令人关注在于中国才通过物权法，依法保护私有财产，在面对法院的裁决强行拆迁时，物权法的有效性固然受到关注。另外一方面，胡温新政一向来被认为是保护弱势群体，而这次敢胆站出来抗拒法院裁决的又是一对平民夫妇，胡温到底会站在普通民众的一方还是会依法院裁决也是格外引起大家的注意。

重庆的钉子户事件原本是涉及一个旧城改造工程。早在2006年6月，有关地区的超过280户已经协议搬迁，唯独钉子户。还好，到了最后关头，当事双方达成和解，并签署了搬迁安置协议，也算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如果钉子户事件发生在我国，一些相关事件倒是值得一提的。首先，我国的联邦宪法第13条款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力，是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也因为这样，凡是被政府征用的土地，当局都必须根据市价来赔偿。相反的，新加坡的宪法就没有这样的规定。

该国的土地征用法令授权政府为公共用途征用土地，赔偿的标准是根据一个固定的年份来制订的。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这样的解释：“在政府利用公共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促使经济发展和土地价值上升时，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私人地主从土地增值中获益。”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新加坡的城市重建和规划就变得成功有序。相反的，我国在城市重建和规划方面就显得举步艰难。就以槟城来说，当年由林苍佑医生主导的光大市区重建计划，原本预计用20年的时间，在1990年完成，但是到了今天，整个重建计划还在局部进行，一些原有的计划也因为时空的更变而需要更动。

记得在1997年时，槟岛的市政局曾经推出保留古迹建筑物的条款，把乔治市规划为六个古迹保留区，涵盖相当大片的土地，不少过400依格。在当时，位处古迹保留区的土地发展几乎被冻结。政府的如意算盘乃是希望通过地主本身努力与资金来保留及美化区内的古迹建筑物。但是，大片被保留土地里面的古迹建筑物的业主很多是“散户”，不是集中在几个大业主或是大财团的手里。而且，这些“散户”当中，有不少是继承祖业，由家族成员共同拥有，要大家一起共同出资美化保留祖业，往往是阻力重重。

古迹建筑屋的保留是一种长远的投资，在短期内是不能看到具体的效果，特别是经济效益的。因此，需要政府本身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带头起示范作用。这就涉及政府以市价征购大量古迹建筑物，重修与美化，这样才能够让人们看到成绩。目前由民间零星的努力，确实难以让人们看到保留古迹的具体效果。

乔治市如果要靠这些民间零星的努力而成功的进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看来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区内人们本身对于这项申请的也缺乏认知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