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九落难，哎！

看来马英九这回落难了，说什么退居二线，说开了就是不沾锅，隔岸观火。做领袖如果可以退居二线，等一切风平浪静后才出来收拾，那太容易了，谁都可以做了。我们要的领袖是站在最前线，虽千万人，吾往矣！

台湾当地的报章对马总统已经不再客气，哪些“马迷”看了会很心痛吧！

这是联合报的社论：-


馬英九的課題：人心，人心，人心！
【聯合報╱社論】
2008.09.12 02:57 am

一位政治領袖，要累積多少的人心，才能攀登政治最高峰？馬英九當選總統，得票率五十八％，得票數七六五萬；不論得票率或得票數皆創最高紀錄。今年三二二的馬英九，毫無疑問深獲人心。
然而，馬英九就任總統剛過一百天；卻儼然已成眾矢之的，從電視到報紙皆稱他是「笨總統」。人心的流失，居然宛如江河瀉地。
行政院前天連夜發布振興經濟方案，證交稅減半為千分之一點五；昨天股市的回應卻是仍然重跌二○六點，台幣匯率亦因外資撤離而跌破三十二元關卡。
大家都說，人心不再，信心已失。為何一位萬方寄望的政治明星馬英九，竟然在百日之間就落到人心渙散的地步。這種天壤之變，簡直是政治史上的「奇蹟」。
人心的累積不易，已經累積的人心一旦流失而想要找回更不易。尤其，許多國人原本將當下政經困境歸因於國際情勢，但如今卻已將原因轉為馬英九的領導因素所致。這種「人心」的轉變，已是馬英九及執政團隊的最大危機。
所謂政治，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人心的維持。成功的領導，就是人心所向，猶如水能載舟。失敗的領導，就是人心流失，猶如水能覆舟。馬英九說「跟我走沒有錯」，這句話顯已受到質疑。
其實，我們早已對現今的情勢發出預警。三二二馬英九當選總統，我們就指出那是一個「帶著問號的勝利」；並期望馬總統能由「好人」也轉成「能人」。六月九日，我們是第一個評論「退居第二線」的媒體，並提醒不要淪為「法匠」或「法奴」；接著，我們直接呼籲馬總統對人心的變化提高警覺：疑惑可能轉為質疑，質疑可能轉為輕視，輕視可能轉為敵視。
最後，馬總統一句「六三三在二○一六年實現」，終於使人心潰堤，一發不可收拾。我們所擔心的疑惑、質疑、輕視及敵視，皆已一一浮現。
領導的效能主要表現在維繫及鼓舞人心。在社會座標上，領導者必須站在「第一線／最前線」；馬英九的一句「退居第二線」，對於他的領袖形象衝擊至大。另在心理座標上，領導者尤其應當站在「第一線／最前線」，因而，「八年後六三三」之類的發言，被認為是未戰先降，比群眾還要先撤退，這當然是國人不能忍受之事。
馬總統的人品不必挑剔，但這樣的人品能否帶領國人迎戰艱巨，卻已是一個疑問。謹守分際，變成「退居第二線」；揭示現實，又演成「八年後六三三」；眼中只看到「施明德」，卻看不到背後可以收聚的民心；心中只顧慮自己的羽毛，對國務費案的「解密」猶豫不決；「外交休兵」無修飾，「非國與國關係」太露骨；只問「政見」實現沒有，不知情勢變遷沒有……。這一切爭議似乎都源自一個「格式化」、「公式化」的「好人形象」，但是否符合一個守經、通權、達變的領袖人格？
不少人疑惑，馬總統是否陷於他在人格特質上的「好人公式」或「好人框架」之中；不沾鍋固然使他不易沾染塵垢，但也使他不能吸附人心，凝聚人心。因此，他原本擁有的強沛民氣與民心，竟在就職百日幾已流失殆盡。
有一比喻：陳水扁是一個黏土娃娃，什麼東西都沾黏得上去；珍珠沾得上，穢物也黏得上。馬英九則是一個瓷娃娃，什麼東西都沾黏不上去；汙穢沾不上，珍珠也黏不上。
馬英九現在已面對「破窗效應」，好像誰都能對他數落幾句；但絕不可使自己處在「疑惑／質疑／輕視／敵視」的惡性循環中。往股市的火堆裡丟鈔票沒有用，最重要的是重建自己的領袖形象，拾回人心，人心，人心！

擦上你的口红

陳文茜專欄─擦上妳的口紅吧

　奇怪，閱讀歷史，發現這一百多年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根源都來自於美國。我們這一代人，記得最早的金融危機，好似三十年代華爾街大蕭條，但那恐怕是因為我們的記憶所及，只能到爺爺奶奶那一輩。閱讀近代史，第一次華爾街大股災，早源於一八五七年。而且一切故事，都是重演，都是輪迴。
　一八五七年美國當時正如今天的中國，才剛崛起。來自加州的金礦流向全世界，而起家於美國西部的大騙子以貪汙、舞弊、內線交易種種花招，充斥華爾街。這個年輕國度，正實現歐洲人發展經濟的最佳新沃土。《紐約先驅報》如此描述一八五七年大崩潰前的豪奢風氣：「富而不必工作，美麗莊園、優雅藝術品、美好的服飾……，這是每一個民眾的美國夢。」
　第一回創造華爾街泡沫化的原凶，主角為鐵路公司。一八二○年至一八四○年，美國人口從九百萬增長至一千七百萬，決定性的因素即為便宜且快速的運輸鐵路；高效率的貨物轉運，使美國工業投資二十年間，增長了五倍；其中最大的投資項目即為興建鐵路。我們現在活著的當代動輒封誰為「股神」、「投資大師」、「油神」，一八五七年，華爾街也有這麼一號人物：丹尼爾茱（Daniel Drew）。在他破產聲名狼藉前，華爾街給了他一個崇敬封號「鐵路股王」。股市崩盤後，他的最終評價則完全相反，「一開口就說謊，一靜下來就想行竊」。為了詐騙他人的盲目跟從，丹尼爾會不經意假裝洩漏股市內幕消息；某次他「不小心」把交易單掉在一位經紀商身邊，當他的交易單從皮夾「遺落」地板時，全華爾街交易所立刻為之震動，市場謠言四起，眾人於是皆買進了「伊利湖鐵路公司」的股票，伊利湖股價大漲，而丹尼爾則大舉出清原先已無人承接的鐵路股票；沒隔幾天，股市即大崩盤。
　從一八五七年華爾街第一次大崩盤至今，歷史已從火燒圓明園到北京奧運，走了一大輪。泡沫化的主角，一五一年來不斷地換手，從鐵路股、電信汽車股、網路股、地產股……。我們現在經歷的「二房危機」，只是每一個泡沫年代戲劇的重演，房利美成立於大蕭條之後，目的就是為了穩定房貸市場，省得每個人都跳樓；「房地美」與它純為孿生兄弟，為了不使房利美過於龐大，一九七○年正式分割為「二房」。二房出現嚴重虧損後，美國金融單位一經檢查，發現上至執行長，中至管理階層，下至基層職員，都在偽造信用記錄，這完全是一八五七年華爾街大崩盤的翻版。當時某家鐵路公司被查出一份賄賂名單，上從州長，下到小報編輯，賄賂價目表宛若一頁經濟史的核心文件，告訴我們如此荒唐金融現象的背後是如何產生。州長五萬美元、副州長一萬美元、財政部長一萬美元、《民主報》發行人比照州長祕書五千美元、《守衛報》編輯一萬美元、法官等相關人士共二十三萬六千美元，共計八十七萬二千美元。
　這些資料後來被登錄於《貿易危機史》，一八七四年出版，著作人麥克司威爾斯。
　一八五七年後，顯然沒有什麼人得到太多教訓，人性的貪婪與擁抱成功投機客，不會改變；以致我們只好每隔一段時間，即經歷所謂的股市大崩盤，周而復返，終其餘盡。
　閱讀一五一年來的經濟崩潰史，惟一有趣之處，為口紅與經濟興衰的辯證關連。一八○○年初期，「蒼白」是一種風尚，一名狀似瀕死的婦人面容，被社交圈視為「迷人」的象徵。這種病態美的追求，融合了死亡與瘋狂，綿延了整個十九世紀。一八五七年華爾街股市第一次崩盤，當時的美國經濟產值還不足以撼動全球經濟；到了一九二九年，華爾街再胡鬧一次，全球苦痛到了頂點。為了免於人人自殺，羅斯福提出新政，其中很大的部分即為資助好萊塢電影。電影中嘉寶鮮紅的口紅形象，席捲全歐美，改變了人們對美的概念，口紅成了最受歡迎的產品。美容沙龍到處開設，提供荒涼苦痛的世界最好的避難所。口紅成了一種時代的宣言，勇氣和力量的象徵，對抗一個挽救不了的蕭條時代。
　Elizabeth Arden在一九三九年刊登了一則廣告，「擦上妳的口紅，提振我們的士氣，對抗戰爭。」Helena Rubinstein則以如下的證言，從此決定了口紅在經濟史的地位，「一杯咖啡和口紅，我能面對世界。」
　二○○八年九月，次貸危機下，擦上妳的口紅吧！

马华要走好！

黨政豈可不分家？
2008年9月8日
作者 - 何啟斌

大馬政黨和政府（官僚──以政府行政部門主管為主文官體制）的歷史如下：

第一階段：日軍撤走後到獨立前，是由英國軍事行政為主的官僚統治（BMA）。當時的聯邦議會由英殖官僚與官委議員組成。主要目的在於維持英殖民主的統治和英商的利益（包括華商買辦階級）。

第二階段：獨立後到69年513事件後的軍政治理（國家行動理事會）。這期間的官僚少受執政黨聯盟的影響。它主要在維護「後殖民主」的經濟利益如「土庫公司」及大園坵、錫礦場等。馬華公會的諸公身負「歷史重任」，以確保這個「後殖民主義」的利益延續。巫統頭領都由馬華資本家和頭家贊助來維持其「政權」，多數的馬來群眾和受華教者被排除在外。

第三階段：國家行動理事會解除緊急法令，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直到馬哈迪醫生開始私營化政策（1984年左右）。這段期間，巫統執政策及行政的牛耳，不但推行「新政策」（包括教育土著化），還把「官僚」徹底土著化。最重要的是先後設立ICDAU（現改為ICU或執行及協調單位）來取代EPU（經濟策劃單位），後再把EPU土著化，確保土著政策等等都可以順利執行。這個期間最顯著的是政府設立幾千間官聯機構。馬華公會當時的作用在於反擊「工業協調法令」，大專學額分配，關閉華小等等的「行政措施」。簡言之，當時的「政黨」對於土著是一體，反之，馬華已經不復513之前的「可支配」官僚的作用。

馬華對華社的作用

第四階段：自1984年到1998年大事私營化，把官僚的作用降低。但是這段期間政治鬥爭激烈，不但有巫統分裂，馬華暫代國陣主席位，還有司法危機，茅草行動及東亞金融危機後的安華撤職及街頭大示威等等。巫統及馬華當時的作用在於「穩定政局」。官僚，尤其是軍警更是重要的勢力。

第五階段：自馬哈迪退休後，強人之治消失。阿都拉的「放任」及黃家定的「默默耕耘」領導方式，使到國陣難免受制於「官僚」。可以說從2004年至今，大馬政治幾乎是「Auto-Pilot」（蔡銳明的評語），由官僚主導，所以缺少方向。

從以上的一些簡短分析來看，馬華公會過去50多年的歷史，對於國家和華社的作用和效果不可一筆帶過，也不應一面倒苛評或盲目讚頌。人民應回想一下，如果當年（獨立前）不是馬華公會成功爭取放寬申請公民權的條件，積極鼓勵及協助超過100萬華人父老申請，今天的華人將和那些「紅登記持有者」一樣，沒有參政權、沒有投票權，甚至沒有政治發言權。試問，華裔的處境又將如何？

馬華領袖選擇不多

現在華社及馬華諸公面對的問題如下：
（一）政治幾乎是「兩線制」，民聯還多次放話可以執政。對華人而言，除了回教黨及回教法的問題，民聯更吸引人，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二）巫統積極和回教黨討論，可能作出很多讓步，結果是大馬更回教化、更種族化，因為巫統若與回教黨結盟，就不需要與民聯爭華人票。升旗山議員的「寄居論」不是偶然，而是在投石問路。
（三）文官體制（或官僚）已經超土著化。就算民聯執政，要徹底執行非土著政策還要一番鬥爭。之間便是「犧牲」，如1972至1976年EPU改革時所犧牲的是「成長」。
（四）政治不穩，軍警統率。以今天的形勢來推論，再下去的幾年，軍警及文官的作用將更顯著。到了2012年下屆大選時，如果國陣不改弦易轍，大力刺激成長，維護民生，人民必再反，後果是「政黨輪替」。大馬肯定會邁向「台灣之路」或進入「泰國式民主」。
（五）經濟難振。這幾年全球陷入「衰退形勢」，大馬難一枝獨秀。許多本國資金已外流。從上面的分析，將還有更多外流。外流是有先見之華資的正確舉動，外資更不會冒然大量登陸。

基於以上的分析，華人或馬華頭領的選擇也不多了。一是全盤倒向民聯讓它有絕對優勢，執政治牛耳，另一則是反過來全盤支持國陣，再給它一個機會來穩定局勢。馬華公會在這兩個範疇下的作用是：

（一）不斷向國陣及巫統領導提醒：不要再讓政策和言論土著化或讓極端主義抬頭。這幾天翁詩傑等頭領的大聲抨擊是正確的作法。
（二）不停的向華社放話：放棄前朝官僚的作風，進行改革，不再讓國陣「失調」事件重演，還要積極以行動來證明之。
（三）盡力推行國陣機制的改變，必須要以更開明取代「放任」，更要以「民生」為大前提，以「成長」為議程，取代過去幾年的不景。
（四）繼續開放「官僚」體制，黃家定最成功之處在於說服阿都拉開放文官職位。現已有顯著開放，但卻鮮為人知。不唱高調不行 ，一定要高調讓人人知，否則徒勞無功。
（五）更重要的是，一定要阻止更回教化的政策。雖說不能影響巫統回教黨合作，但還可以起阻止的積極作用。要求華社一起阻撓之！但如果華社不反應，也無可奈何。

在以上的各種分析和前提下，或許可以有一個定案：華人正處十字路口，馬華公會也面對歷史挑戰。華人可以再一起倒國陣或支持它。馬華一離國陣，必敗；馬華走多元也一樣無效，馬華現在所需要的是「新領導層」。過去的陳修信統領全國為殖民主服務；李三春掌權時對抗巫統；林良實運籌帷幄17年，還可見證「Malaysia Boleh」。黃家定提出「樹立健康政治文化」，脫離現實，以致功敗垂成，幾乎斷送整個馬華。

今天馬華的新領導層將誕生，如果再重演前朝的種種，那華人也不應再考慮了，來一個大改變，讓新力量抬頭。

我国的民主政治..唉!

AHMAD ISMAIL 几乎把整个国家给颠覆。国阵是这么脆弱了，我国的民主政治更是这么不堪一击。

请大家参阅下文：

泰国：恶质民主又一例
（2008-09-09）

丘吉尔说过，除开其他政府形式不说，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这是一个曾经吃过民主苦头的英国政治家的心底话，有几分的调侃，但更多的是无奈。民主这东西，理论上是个好东西，但一碰上现实，往往却不是个东西。这是因为，民主制度的落实须具备许多先决条件，莫说在亚洲，即使是在老牌的欧美，现实中的民主其实也是捉襟见肘的。很多国家究实都不完全具备实行民主制的必要条件，包括泰国。
　　
现实中的民主，不仅多种多样，也没有一个真正臻于民主的理想境界。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斤两各自不同，民主程度固然各异，客观政治效果也参差不齐，好坏不一。我们在民主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至今不过半个世纪，因此，别轻易相信我们的民主已经成熟了，别国的经验，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是有很多可资参照和借鉴的。
　　
台湾式的民主，固是恶质民主一例，历史更加悠久的泰国式民主亦然。南方朔说，（台湾）民进党已注定将成为未来政治教科书上恶质民主的警示教材。我想，泰式民主同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教训。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认为，民主的实现应具备五个关键性条件：一、政治上，文官政治，军队和警察控制在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手中；二、经济上，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三、文化上，公民具备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四、国内，不存在剧烈的文化冲突；五、国际上，不存在强大的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包括国内反民主势力）。
各有山头的利益集团
　　
泰国推翻君主专制已有70几年的历史，但至今也算不上是个成熟的民主，反倒像个民主的怪胎。之所以说它是恶质民主，主要是因为它和台式民主一样，分裂社会，撕裂族群；权钱勾结，民不能做主。
　　
时下一些为台湾和泰国民主辩护的人，总是要人看到民主的好处，相信民主之可行，而不愿正视现实中严重的政治弊端，甚至迷信单靠民主制度就能解决所有的弊端。这就好像明明看到没穿衣服的皇帝在当众出丑，却硬是要称赞那看不见的新衣有多么漂亮。就这样，泰国民主折腾了几十年，既死不了，也长不高。十足是个民主的怪胎。
　　
泰王和军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在泰国的政治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军队往往不是听命于民选的政府。2006年，前首相达信被军人政变推翻前两个月，曾任陆军总长和首相的泰王蒲眉蓬首席顾问布勒姆，在向一群年轻军官训话时就曾这么说：“士兵就像马儿，政府只是骑师，不是马主，你们是听候国家和国王陛下差遣的马儿。”（9月5日《联合早报》引述路透社特稿）
　　
过去74年来，泰国民主历经了18次政变，宪法也经过无数次的中止和修改，泰国民主却没有因此运转起来，反之，它一直在政变、政府轮替、民选、军管的怪圈中打转，首相换了一个又一个，除了达信，几乎没人有本事任满一届。“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32年军人政变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之后，泰国才出现民选政府，但军人却不时发动政变，把政府撵下台。泰国平均每四年发生一次军人政变。”（同上）

泰国民主往往导致政局失控，陷于混乱，而本来应该受民选政府指挥的军队，反倒不时成了拨乱反正的力量。这是多么的讽刺！但选择一味盲目讴歌民主而不顾现实的人，却仍然像称赞皇帝的新衣一样，称颂着泰国的民主和台湾的民主。也许是因为在这两个地方，动辄有数以万计的人走上街头示威。殊不知，示威所反映的往往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失败或失效。
　　
经济上，泰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应该算是具备民主的经济条件了，但是事实不然。现实中，市场经济也有很多变种。泰国经济主要是操控在利益集团和大家族手中，城乡之间贫富鸿沟巨大。前首相达信就是因为财雄势大，走民粹主义路线，到乡村地区收买民心，获得广泛支持，不仅做满一届首相，还在大选中连任。
　　
但是，达信个人、家族、政党和相关利益集团势力的扩张，却无可避免地伤及其他人的既得利益，因此也引起强力的反弹，有人甚至指他蔑视泰王，使王室感到不安。对各自为政，各有山头的利益集团（包括泰王和军方）而言，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也并非好事，因为那意味着他们无法或者难以过着藩镇割据的日子，也无法再从弱势政府无力监控全局的情况中得益。于是非要去之而后快。达信终于在政变中被赶下台。
恶性循环的怪圈
　　
泰国公民是否具备民主信念和政治文化呢？看来未必。在最新的这场倒沙玛首相的运动中，主导抗争的反对派人民民主联盟（简称民盟，PAD）首领林明达竟然公开倡议废除民选国会，认为大部分泰国国会议员应该通过官委而不是民选。其所持的理由更是荒谬：乡村区的选民教育水准低，很容易受到达信的操纵，不懂得明智地投手中的一票。这对乡村地区支持达信势力的泰国人而言，无疑是莫大的侮辱。
　　
说白了，在民盟的领袖看来，支持达信的选民就是智慧不够，不懂得选出一个民主政府，所以，要彻底清除达信势力，包括被视为达信代理人的沙玛及其人民力量党，唯有改变现在的选举制度。那么，至少在民盟领袖眼中，泰国公民是不具备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的。当然，他们“只看见弟兄眼中有一粒灰，却不想自己 眼中有梁木”。
　　
然而，那些参与民盟示威的群众似乎不管这些。他们似乎只听到林明达声嘶力竭的呼喊：我是为了拯救民主免受贪官滥用而奋斗。
　　
这是民盟的“民主”，由民盟来作主吧。有些泰国人也许会感叹：啊，民主，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然而，也犹如台湾，总有一大群泰国人死心塌地地支持民盟，参加示威，占领首相府大院。民盟的行动已引来沙玛支持者的反击，双方对峙，局势紧张，泰国社会也明显分裂。在这种情形下，泰国民主是物腐虫生，根本无需外力介入，内斗已足以让它深陷泥沼，动弹不得。
　　
和台湾人一样，泰国人看起来也是同文同种，没什么语言、文化、宗教种族上的大分歧。不幸的是，政党政治和利益政治就是有本事惹是生非，挑动民众的情绪，形成社会的分裂和对立。这是很多地方的民主政治通病，泰国与台湾并非例外。关键点是不是公民欠缺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纵观以上各点，足见在泰国，实现民主的关键条件都是很薄弱的。因此，也难怪泰式民主始终难以跳脱那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民盟领袖林明达说：“民主在这里实施了46年，我们一直碰到相同的恶性循环。这个制度肯定有某些差错。”人们倒要问：是制度有差错，还是水土不服？还是……唉！

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时常听到沉默的大多数，倒底真的有沉默的大多数这么一回事吗？

请读这篇文章：-

柯思仁

《想象的沉默大多数》

　　对于那些声称代表“沉默大多数”的人，我总是不免带有一些怀疑的态度。
　　
刚过的这个星期的国会，辩论最激烈的莫过于有关刑事法典第377A条文的存废课题。官委议员萧锦鸿向国会提呈请愿书，代表超过2000个签名者，要求国会废除刑事法典中的第377A条文。在这个条文下，男性之间的性行为，无论是在公共场所或私下进行，都被视为犯法。萧锦鸿用了30分钟在国会上发表演讲，陈情表示废除条文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对于每一个人的公平与公正。
　　
两天的国会会议中，有十几名议员对此议题持反对意见。在这之前，英文的主流媒体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有意思的是，过去的几年里，新加坡的三位总理都曾经公开表示承认与接纳同性恋者的存在，也表示接受同性恋者是天生的说法。反对者常用的理由是，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人是观念保守的，而他们的反对是代表那些保守却沉默的大多数人。
　　
沉默的大多数——这样的陈述，本身就不可避免的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悖论式命题。
　　
假设真的有这么一个群体叫做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的沉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对课题抱着不置可否的态度，并没有强烈的判断或意见。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虽然有意见，不过没有表达的管道，或者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听到。如果是前者，那些声称代表他们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意见可以代表，而只是借大多数人之名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是后者，既然没有声音或者发声的管道，代表者又怎么能够说是在代表这些大多数人的意见？
　　
在一个社会中，这些代表者往往是属于精英阶层，受高教育、掌握资源、语言能力强、接受某一种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也因此在社会中是权力掌握者与既得利益者。他们可能因为具有这些条件和能力，在民主社会的选举制度里，或者其他的社会机制中，成为群众的代表。当他们成为合法或合理的代表之后，就进入另外一个社会运作的空间，行使他们作为代表而被授予的权利与权力。
　　
如果我们看一看现代中国的历史，20世纪初，那些被称为知识阶层的成员，接受来自西方的某种名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意识形态，以充满道德感与使命感的态度，认为各阶层的中国人，都应该接受这种意识形态。这里所说的各阶层，尤其指市民、农民、工人等劳力阶层。他们挟持着富于叙述能力的文字，掌握意识形态塑造的话语权，把20世纪初书写为一个追求现代性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五四时代”。
　　
鲁迅在《一件小事》中，把人力车夫想象成一个伟大的形象。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带着怜悯和批判的态度想象洋车夫祥子。曹禺在《雷雨》中，把煤矿工人塑造成悲剧人物。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现代文学史又将这些书写奉为最高道德意识的经典。这些组成社会大多数的人，是存在于这些知识阶层的文字叙述与主观想象之中。他们的生活和感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形貌，实际上并不存在于自己的认知与表达之中。
　　
五四作家们的人数就是那么多，而他们为这些社会底层的中国人所进行的书写，成为自己无法发声的大多数人的代表。他们也许并不一定自认为这些人的代表，可是，当他们掌握书写的权力，通过书写的实践，而又在历史上被经典化之后，他们的代表身份已经俨然形成。我们今天看这些作为“代表”的作家，是不是也要问一问他们是怎样成为“代表”，而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人，又是怎样“被代表”的？

这的确不是一个容易思考的问题。既然这些大多数人都是沉默的，我们又怎么知道他们的意愿和想法？我们又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愿意如此被代表？我们又怎么知道他们的沉默不是一种接受和确认？

民粹治国 V 专业治国

2009年财政预算案被一些人形容为具有政治议程。也有人说是亲民不亲商。

我想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民粹POPULIST”。

6/9/2008的联合早报有这样一篇不错文章：-

《天怎样才塌下来？》（2008-09-06联合早报）翁德生

　　君主时代偶尔出现爱民如子的皇帝，老百姓个个感激涕零，高呼“吾皇万岁”。而民主时代政府领导必须爱民如子，因为人民就是选票。爱民如子是应该的，关键在如何爱民，宠爱疼爱关爱溺爱都是爱，正确的爱最重要。

　　民主政治容易迫使政府溺爱人民，政府一旦溺爱人民就是掏空国库讨好选票。

　　严格说，民主体制和专业治国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国家因民主而落入社会福利制陷阱，可见民主和福利制有其因果共生。社会福利制并非不好，毕竟它可以避免贫富悬殊，从而建设和谐社会。问题在于社会福利制一旦影响经济竞争力，代价就是由全体人民埋单。

　　影片《钱不够用》以市井眼光看国家社会课题，这类声音最容易取得共鸣。

　　任何有良知有能力的政府，都会希望做到让所有人开心，然而社会是不同人组成，所有政策都是顺得哥情失嫂意。试问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越坚持治国专业得面对越多责骂，反之就会越获得人民爱戴。果如此，谁还原意维持治国专业？

　　归根结底，正确解读民主精神最重要。

　　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可以委托和罢免政府，人民懂得好好利用这种权力则国泰民安，一旦滥用权力就是国家堕落的不归路。全球化地球村资金人才无边界，哪个国家地区最优惠吸引资金人才决定哪个市场最蓬勃。

　　讨好贵族是否意味忽略社会低层？但见许多地区政客炒作煽动此敏感课题，结果往往在帮国家倒忙。因为资本家一走全国就沦为劳动阶级。

人们一般上将好政府定义为：税收少少资助多多。果如是，那么全世界包括资源丰富国家也必破产无疑。好政府必须包括建立好机制，让社会每一份子成为国家资产而非负担。

　　我们周遭国家尽是政治上纷纷扰扰，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必然性。治国水平合理性无法满足社会大众，官逼民反是古今中外放诸四海，差别在激烈程度而已。

阿末的嚣张-民政党也有份促成

AHMAD ISMAIL 在槟城商界，特别是经营房地产发展业，名字响当当！

他担任槟岛市议员时是呼风唤雨，几乎每个发展商都要认识他，同他打招呼，你在市议会的东西可以顺利得很多。

翻开市议会的纪录，你会发现到他从市议员做起，做完市议员后，被委任为上议员，上议员做完之后又重新回到市议会，意气风发，呼风唤雨。

前几年，当他的市议员资格因为报穷案而受质疑时，他同样的这么的嚣张，没有人可以对付他，简直把槟州政府不当一回事。

2008年选举时，升旗山国会及属下的四个州选区（3个民政，1个马华）都受到这为仁兄的“对待”，怎么样的对待请你们去问问有关的候选人。

在槟州政/商界每个人都知道子根是拿阿末没办法，讲得难听一点就是“怕”阿末，大家都这样的说：“子根的选区在BUKIT BENDERA属下的TANJUNG BUNGA，是要看AHMAD ISMAIL吃饭的。”

是对是错没有人知道，但是在民间言之凿凿。

好了，现在AHMAD ISMAIL又破口大骂子根，骂的很难听，连骗子这样难听的话都出来了，他还下逐客令，叫民政退出国阵。

子根，你要行动了，不然你在大家眼中真的是怕AHMAD ISMAIL，如果你真的怕AHMAD ISMAIL， 华人是不会原谅你，民政党还是收档了。